鲁迅文章祝福的读后感 第1篇
1 高远东：《〈祝福〉：儒道释“吃人”的寓言》，《鲁迅研究动态》_年第2期。
2 汪晖：《“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上）》，《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9期。
3 曹禧修：《〈祝福〉〈野草〉与鲁迅独异的生命哲学》，《学术月刊》2018年第11期。
4 姜异新：《“呐喊”之后的“重压之感”——〈祝福〉细读》,《文艺争鸣》2022年第2期。
5 谢晓霞：《回不去的故乡——〈祝福〉与1920年代的乡愁》,《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6 邵宁宁：《〈祝福〉与鲁迅小说中的宗教伦理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1期。
7 汪卫东：《鲁迅的又一个“原点”——1923年的鲁迅》，《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8 鲁迅：《日记•十三〔一九二四年〕二月》，《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第500-501页。
9 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95-196页。
10 余世存：《序：在节日里活出中国》，《节日之书》，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9年版，第14页。
11 鲁迅：《朝花夕拾•范爱农》，《鲁迅全集》第2卷，第324页。
12 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一至四）》，《鲁迅全集》第3卷，第16页。
13 25 鲁迅：《彷徨•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第5-6、10-11页。
14 雁冰（茅盾）：《读〈呐喊〉》，1923年10月8日《时事新报》副刊《文学》第91期。
15 汪卫东：《“鲁迅文学”：20 世纪中国的文学行动》，《文学评论》2022年第5期。
16 [日]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孙歌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32页。
17 王宇:《知识分子与乡村及乡村女性——以“五四”时期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报告和鲁迅小说为例》,《学术月刊》2014年第7期。
18 42姜异新：《别样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10、106页。
19 [日]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赵京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
20 鲁迅：《而已集•小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第555页。
21 邢程：《旧历年、团圆、仪式及其他——再读〈祝福〉》，《文学评论》2018年第2期。
22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 “这也是生活”……》，《鲁迅全集》第6卷，第624页。
23 24 [美]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尹慧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6、76页。
26 [日]丸尾常喜：《“人”与“鬼”的纠葛》，秦弓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页。
27 34 邱焕星：《〈朝花夕拾〉：“旧事重提”与鲁迅的“复性革命”》，《鲁迅研究月刊》2023年第6期。
28 李丽琴：《祥林嫂的“疑惑”与鲁迅的终极之思——一种文化神学的视域》，《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2期。
29 31[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李冬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40、342-344页。
30 鲁迅:《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 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第83 页。
32 41汪晖：《反抗绝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458、300-304页。
33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别诸弟》，《鲁迅全集》第8卷，第531页。
34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37 页。
36 鲁迅：《书信•两地书》，《鲁迅全集》第11卷，第16页。
37 鲁迅：《彷徨•孤独者》，《鲁迅全集》第2卷，第110页。
38 46 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60、100页。
39 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第166页。
40 鲁迅：《野草•题辞》，《鲁迅全集》第2卷，第163页。
43 李哲：《革命风潮转换中的文学与‘汉字’问题——〈秋夜〉‘棗’字释义》，《文学评论》2022年第2期。
44 45 鲁迅：《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7卷，第120、120页。
47 48 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68、67页。
[本文系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鲁迅‘文学与革命’传统范式转换与关联研究”（2023AH050452）阶段性成果]
鲁迅文章祝福的读后感 第2篇
1923年的鲁迅经历了“第二次绝望”的精神困境：7月“兄弟失和”，9月大病一场，社会、家庭的一系列变故使其陷入黑洞一般的绝望与痛苦。1924年2月7日，农历正月初三,在过年的氛围中,鲁迅完成了小说《祝福》的写作，3月25日发表于《东方杂志》。回顾其日记，2月4日是旧历的除夕，鲁迅记到：“晴。上午寄三弟信，附致郑振铎笺”，“旧历除夕也，饮酒特多。” 2月6日：“雨雪。休假。下午许钦文来。夜失眠，尽酒一瓶。”2月7日：“晴。休假。无风。无事。”这也是鲁迅离开八道湾后第一次在砖塔胡同的租居地独自过年，从日记中不难感受到鲁迅创作小说《祝福》时的现实情境，旧历的年底与故乡鲁镇是故事发生的时空背景，小说塑造一位漂泊在外的游子还乡，映射出作家其时的精神失落与无助。
余世存在《节日之书》中通过对古代作家节日书写的梳理指出：“古典作家对传统中国人生活是写实的，尤其是他们引入了大量的节日，几乎无节不成书，节日期间社会整体的狂欢和个别家庭的生离死别形成强烈的反差，由此生发出古代小说叙事的‘乐中悲’模式。”过年，历来是中国人最注重的传统节日，包含了诸多喜庆快乐的寓意。然而，进入《祝福》开头所营造的氛围：“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像”而“不是”，回到“故乡”然而“无家”，烘托出此时惆怅的心境。就传统生活而言，回家过年，这个“家”又常是和故乡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年”的失落，也意味着“家园”的失落和故乡的失落，“无家感”是这一时期主要的情感体验。
故乡鲁镇的情景“年年如此，家家如此”，故乡的人“单是老了些”，其时已是辛亥革命后的民国，但“内骨子是依旧的”。鲁四老爷大骂其_“还是康有为”，表达了其曾经满怀希望的民国失望之情，鲁镇的现状也映照了辛亥革命及其挫折的状态。鲁迅曾欣喜于辛亥革命的成功与民国的建立，但“革命的第二天”来临时却一切照旧，依旧沿袭着千年的历史循环：“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_”，“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无论在“呐喊”或“彷徨”时期，鲁迅在其创作中不时呈现出回归故乡的渴望与冲动，面对想象中故乡的诱惑，现实的故乡让自己的精神陷入更大的痛楚与寂寞。1921年创作的《故乡》中，现实的故乡“没有一些活气”，显示出出门在外的“我”对故乡情感的疏离。而记忆中的故乡却一直成为“我”“思乡的蛊惑”，闰土的一声“老爷”将“我”带回现实，即故乡永远回不去了，故乡与希望成为虚妄的存在。这样的故乡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发现”的产物，故乡成为启蒙与改造的对象和乡土中国的原型；借助《故乡》书写，鲁迅展示出五四启蒙时期乡土中国的现实处境，1924年的《祝福》再次通过回乡叙事及祥林嫂的故事呈现了中国乡土社会及其背后的人与文化，藉此反思五四启蒙与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
1923年之于鲁迅是一个特别的年份。如果说“S会馆”时期是第一次沉默，1923年则是鲁迅陷入的第二次沉默。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对鲁迅人生而言具有转折意义。一是7月19日收到其弟周作人的绝交信，导致兄弟失和，致使鲁迅搬离八道湾，结束了传统的大家庭生活；二是7月23日鲁迅收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聘书，这涉及后来的女师大事件和许广平，为开启了新的人生历程打下伏笔。1923年的鲁迅又一次沉默，全年基本没有写作，特别是“兄弟失和”对于鲁迅是重大的打击，其后陷入搬家、找房、装修等琐事，过度劳累使其大病一场，人生陷入低谷，“1923 年的沉默意味着第二次绝望的来临”。
鲁迅文章祝福的读后感 第3篇
读完文章，再回头想想，鲁迅的品德实在是太高尚了。在我们的生活中，又有多少人能像鲁迅那样助人为乐，做了好事而又不要报酬的呢？我就亲身经历过一次与文章中的这件事恰恰相反的事情。事情是这样的：一次，一个小朋友独自玩着玩着，突然踩到一块香蕉皮，四脚朝天滑倒了，他大哭起来。可是，在旁边的路人，都只是冷眼相观，却没有一个愿意前来帮助这位小朋友，把他扶起来的，有的人甚至幸灾乐祸，指着这位小弟弟哈哈大笑，还就这个小弟弟的狼狈样而议论纷纷。我也是这行人中的一个。现在想起来，我真是很惭愧。
鲁迅文章祝福的读后感 第4篇
祥林嫂已然已经受不住这个以外得沉重打击，她当时就说“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一个善良的灵魂被彻底摧毁，欲做奴隶而不得的祥林嫂，终于一步一步地被推上了死亡的深渊。
而然，最大的不幸并不在于祥林嫂这一连串悲惨的遭遇，而在于她一再地把自己的不幸当成幸福。这才是祥林嫂不幸中得最大不幸，悲剧中的最大悲剧。
鲁迅用这一支饱蘸了满腔悲愤的笔，入目三分地描写了祥林嫂悲剧的一生，也深刻揭露了国民的愚昧和当时如铁屋子般的社会的黑暗。
鲁迅炉火纯青的艺术技巧让我震撼，而他笔下所流淌的那些深沉而激愤的思想，他所流露救国救民的情绪，深深眷恋祖国，却又憎恨病态社会现实的情感，更是让我掩卷沉思，感慨万千。是啊，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读冰心，你可以在昏黄的灯下，捧一杯香茗，细细品读;读周作人，你可以靠在床头，摆一个最舒服的姿势，饶有兴味地翻开;而读鲁迅，你一定要正襟危坐，让灵魂经受那最睿智最深沉的思想的洗礼!
鲁迅文章祝福的读后感 第5篇
《祝福》小说中包含着“两个故事”：“我”的回乡故事和祥林嫂的故事，其中祥林嫂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她不仅代表了传统中国底层女性所经受的精神奴役与苦难，更是让知识分子“我”在与祥林嫂的对话中得以反思和重新审视自己。
小说《祝福》通过祥林嫂的故事讲述了其悲惨的一生。她没有自己的姓名，经历了丧夫失子和被赶出家门,不幸的遭遇换来的却是被鲁镇的人们嫌弃排斥,最后沦落街头乞讨,最终在祝福的爆竹声中凄惨地死去，“我”是故事的讲述者和见证人。正如研究者所指出：“乡村女性事实上已经成为鲁迅反复思考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知识精英与蒙众、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乡村之间关系,并借此对启蒙本身进行自我反思、自我追问的重要支点”。祥林嫂与“我”的对话将“我”从启蒙者变为被审视者，同时也让“我”感受到自身对祥林嫂悲惨处境的无助。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空背景下，无论是“我”还是祥林嫂所承受的痛苦和绝望的根源在于自我身份的迷失和无可救助的悲哀。祥林嫂因失去儿子阿毛丧失了母亲的资格而受难，鲁镇人的冷漠更是将祥林嫂推上了绝路。“我”作为知识分子应该为处于绝望的人们提供一条救赎之路，却面对祥林嫂的追问而无言可对，只能敷衍和逃避，面对祥林嫂精神的求助而无力承担，失却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通过自欺欺人获得精神解脱。
祥林嫂最终被鲁镇的人们“弃在尘芥堆中”，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向“我”，一位“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的人，提出了灵魂的问题：死后有无灵魂？有没有地狱？死后一家人能否见面的终极之问，而“我”却以“说不清”搪塞处于末路的祥林嫂。正如李欧梵所言：“祥林嫂的问题是从她想和死去的儿子重聚而激发出来的。尽管如此，仍然和‘我’的模棱的、空洞的回答形成惊人的对比，因为作为知识者的‘我’本是更有可能去思索生死的意义的。”这是作为母亲的祥林嫂的切身之问，因此超越了“迷信”和“启蒙”的限度而具有了“奇怪的思想深度的音响”。没吃过人的孩子阿毛却被狼吃了，这是启蒙或人道主义同情所无法回答的灵魂之问。“我”的逃避恰恰说明启蒙者无法拯救祥林嫂这样底层人的命运，在母性的受难前无能为力而处于“不安”。
祥林嫂第一次出现在鲁镇，是一位年轻寡妇，那时“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并且“不很爱说话”但做工“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虽然辛苦劳作，“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第二次来鲁镇是作为母亲的身份，由于被认为是“败坏风俗”而变得无事可做，在无聊中难以排遣内心的苦闷，只能到处诉说“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这也是作为一位母亲丧子的故事，祥林嫂对儿子阿毛之死的不停念叨纠缠着鲁镇中的人们，也包括“我”。但鲁镇却容不下一位受难的母亲而将其排斥在整个鲁镇社会之外，因而祝福作为小说的标题构成了一种强烈的反讽。
祥林嫂在鲁镇诉说儿子阿毛的遭遇首先是基于母性的受难，即做母亲而不得的悲哀与痛苦。在向鲁镇的人们唠叨残忍故事的过程中，既经历自我折磨，也借此回味曾经的作为母亲对儿子的母爱之情。其次，“我真傻，真的”，祥林嫂通过絮叨向鲁镇的人们表达对阿毛的想念和失去儿子的痛苦。并通过对鲁镇的人们诉说来维持一位母亲的身份，而不是一位“寡妇”的称呼。再次祥林嫂通过絮叨，还带有“忏悔”的宗教意识，祥林嫂“向他人告白自己的过失，希望得到人们的原谅，借此使被击垮了的自己获得解放”。但是鲁镇社会并没有给祥林嫂获得救赎的希望并将其推上死亡的绝路。鲁镇的人们对待祥林嫂先是好奇，最后是厌烦、唾弃甚至嘲笑她的唠叨，也否定了其捐门槛的救赎方式。
祥林嫂由于母性的受难在鲁镇得不到救赎的希望，反观出在鲁镇这样的一种社会生态中，“我”所代表的新文化启蒙理性的缺失，作为呐喊时期的启蒙主体，在此却“成为被审视对象的客体之我，经常出现‘失语’和‘弱势’的状态，只有内面的‘看’和‘想’，缺乏行动实践性”。鲁四老爷所代表的儒家道德存在的失落，以及鲁镇社会“祝福”民俗宗教仪式中的神性森严的丧失，使得祥林嫂“没有来自任何一方的慰抚和鼓励，礼教信仰中宽恕意义的缺失，使得栖身其中的芸芸众生，无以忏悔和救赎，只能在一种进退失据的‘疑惑’中走向死亡”，祥林嫂母性的受难，失去孩子的悲哀和对寡妇的歧视，在鲁镇世界中“若非经由出于爱与怜悯的恩典之途，这样的苦难和煎熬是难以获得劝勉和安慰的”。正是在母性的受难中，小说构成了巨大的反讽与悖论：鲁镇的人们祭祀鬼神，注重祝福的民俗仪式，却将最需要怜悯与救赎的祥林嫂排斥在祝福的仪式之外，不能包容受难的母性，而让其在喜庆的祝福氛围中死去。正是基于新文学对“人”的关注，每一个底层民众都有获得自由幸福生活的权利和平等对待的新观念，旧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愚昧、落后、野蛮的风俗遗存被揭示出来，从而引起现代知识分子疗救的注意。祥林嫂的死成为“我”对祥林嫂故事重述的契机，让被鲁镇人遗忘的祥林嫂悲剧得以重现，通过祥林嫂故事“重估一切价值”，对鲁镇社会及风俗进行价值评估，从而开启“寻路者”的思想之旅。
作为有着强烈自省意识的作家，鲁迅对能否写出国人精神的痛苦是怀疑的：“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自1924年创作《祝福》后，鲁迅一改呐喊时期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民众以及传统文化，而是将批判指向知识分子自身的退化和苟安，在解剖别人时，更多地解剖自身所隐藏的“毒气和鬼气”。伊藤虎丸认为，“我”回答不出祥林嫂之问场面表明鲁迅的向下超越思想，即“不在知识分子的‘启蒙’而在‘鬼’和‘迷信’当中寻求民族生命力再生的根据”，使知识分子在后五四时期精神的孤独与民众的隔膜的发现成为必然。这种向下超越、自我审视与反抗虚无，“‘鬼’就具有了一种从‘最低处’展开的超越性的视角，一种与鲁迅的‘生命主义’密切相关的‘终末论’的表现”。鲁迅通过讲述祥林嫂的故事，既确认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后五四文学的启蒙传统，又隐含了鲁迅彷徨时期“上下求索”的行动生命哲学思想，从而超越了个体的绝望而探索现代知识分子自我存在的价值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