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组生活会思想交流范文 第1篇
抗日战争时期，_中央为培养和锻炼干部，推出一系列制度和措施，对干部交流方式进行探索，开创了“上面与下面交流、前方与后方交流、军队与地方交流”等多种交流形式。1942年2月2日，_中央委托时任_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起草《关于有计划地培养和调剂各种干部的办法》，要求党政军各方面干部都要根据具体情形，实行必要的调剂，以增强干部各方面知识，提高干部掌握全部工作的才能，“要使过去在白区工作的干部学习根据地工作，增强经验”，[6]开始了对干部交流方式、方法的探索。
1942年4月4日，_中央组织部发布的《中央组织部关于延安干部培养和使用的决定》指出：“长期在高级领导机关工作，但没有或很少有下层工作经验的干部，在不妨碍该机关工作的条件下，应将一部分调去参加下层工作，同时吸收有下层工作经验的适当干部去代替之。”[7]尝试机关干部与基层干部的交流。
1942年9月17日，_中央在《总政治部关于部队中知识分子干部问题的指示》中提出：“为使新老干部更加互相融洽互相补助，提议：1、每个战略单位内，进行调剂各部队间的新老干部；2、尽可能作到同级的新老干部相互参杂（如营长是老的，营教导员是新的）以便相互帮助；3、与地方党进行交换干部，以便使军队与地方更能密切合作。”[8]探索军队与地方干部间的交流。
1942年12月1日，_中央在《中央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中，针对各根据地机关庞大，系统分立；干部堆在上层，中下层虚弱无力；军区、分区两级有些缺乏领导中心等现象，要求将军区、分区两级许多性质相类的机关合并办公，腾出大批干部加强下级，有些可以合并的分区加以合并，大批干部人员及知识分子派到区乡去，派到空虚而需要的部门去，派到接敌区、游击区、敌占区去，大批军事政治干部派到游击队中去，结合精兵简政工作开展干部交流。
1943年1月1日，_中央立足长远，“估计到敌后形势与将来的反攻”，[9]发布《_中央关于征调敌后大批干部来陕甘宁边区保留培养的决定》，抽调大批华北及华中各区的营级、县（级）以上干部以及部分技术干部来延安保留培养，为争取战争胜利积蓄力量。
1943年2月1日，__颁发了党的干部交流制度史上的重要文件——《_关于部队干部实行交流的指示》，明确了干部交流的原因、目的、对象、方式、期限等。交流的方式有三种：一是上面与下面的交流：“长（常）在领导机关之干部，特别是新知识分子干部，应使之到部队里去做一个时期的下层实际工作。而在部队中做了相当时期工作之干部，则应吸收到领导机关参加一时期的工作”；二是前方与后方的交流：原留守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应吸收一部分由华北与华中抽调回延安的干部到部队里去，增强实际作战的能力，原在该部队的干部，则抽调一些到军校学习。前方各部队亦有自己的后方，应将在此种后方机关工作的干部（如参谋、宣传机关工作人员、学校工作人员），与经常处在战斗前线上的干部，酌量实行必要的交流；三是军队与地方的交流。总政治部与联防政治部率先将干部交流制度作为一种干部制度与工作制度执行，总政治部每次与一二○师及原留守兵团部队交流四人：团级二人，一老一新。营级二人，一新一老，[10]交流的期限为每半年或一年一次。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干部交流措施，对于培养和锻炼干部，密切上级与下级、前方与后方、军队与地方的联系，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班组生活会思想交流范文 第2篇
解放战争期间，_中央派遣大批干部到东北和南方支援新解放区的革命和建设。1946年2月7日，_中央在《中央关于为培养党的技术干部抽调知识青年去东北的指示》中指出：“我们在东北所占有之长春路两侧广大地区内，有许多铁路和轻重工业，须要大批培养自己的技术干部（工程师技师等），才能掌握和发展这些企业，同时中苏合办的长春路及其附属企业及举办之技术干部学校也可能打入许多人进去，为着应付上述需要，更重要的为着培养大批党的技术干部，以适合于建设新中国的需要，中央决定从华北、华中抽调一千个知识青年派送东北。”[11]此次抽调的一千名知识青年分配情况为：华中300人，山东200人，太行200人，晋察冀250人，晋西北50人，要求是20至30岁、身体健康的男性，文化程度为初中或高中毕业，“最好都是党员（如有懂俄文者更好）。”[12]
1946年3月28日，_中央发布《中央关于派干部到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开展工作的指示》，指出：“为着建立各收复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中的工作基础，应抓紧目前时机（_立脚未稳，人民情绪等），派一批适宜的干部到各大城市去建立工作”，“着手调集一批干部，给以短期训练后，分布到附近城市和交通要道，其中如有适于各该战略区以外的其他区域的城市工作干部，即报告中央，以便统筹调剂”，[13]为下阶段工作做好准备。
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日益增多的新解放区的接管和_建设任务导致对干部的需求量激增，为保证接管工作的顺利推进，1948年9月8日至13日，_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_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决定从五大老解放区抽调万名各级干部，“此五万三千个左右的干部，分配华北一万七千人，华东一万五千人，东北一万五千人，西北三千人，中原三千人”，[14]以区党委（或省委）为单位，配备整套班子，随军南下，到达新解放的区域，建立党政军机构，进行接管、开辟工作，使之“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包含有一亿六千万左右的人口，五百个左右的县及许多大、中城市的新解放区。”[15]
1948年10月27日“辽西会战”取得重大胜利，东北野战军准备乘胜进军沈阳。_中央东北局决定军管会人选，抽调四千新老干部，由陈云率领接收沈阳等几个大城市。“28日开动员大会，说明政策，规定纪律，从哈尔滨动身，11月2日，即进沈阳城，顺利完成接收工作。”[16]陈云成功接收沈阳后，向_中央提交了《沈阳接收的经验》，重点谈到由抽调干部组成的军管会在接收工作中发挥的突出作用。1948年12月25日，_中央在《中央同意组成专门班子接收大城市给陈云的复示》中同意陈云的“各区要有专门办理接收大城市的班子”的提议，并要求“东北局也准备将接收沈阳、长春两个城市的人员组成两个班子，为着明年南下接收大城市之用。目前如可能，从沈阳的接收人员中抽调二三十个得力干部给_带往天津参加接收工作，也很有必要。”[17]
1949年6月11日，_中央以《关于准备抽调三万八千名干部问题》给各中央局、分局、各前委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在调派干部时，应尽可能抽选粤、桂、滇、川、黔各省籍的干部，鉴于“上次五万三千干部的抽调，各地都尽了最大的努力，目前不可能亦不应再次大量抽调”，[18]因此，二野、四野应准备从本身抽出大批较强的干部来担负新区党务、财经、公安、宣传、民运等各方面的工作，所有老干部一般着重从城市和地委以上高级机关中征调。1949年6月24日，_中央继续要求华南分局及华中局，“应在东江、韩江及闽西三区放手招收大量青年学生，开办数千人的学校训练干部，同时按照可能性抽调一千至二三千老的和较老的工作干部加以训练，为准备接管广州及其他大城市之用。”[19]自1949年6月起，这些抽调的干部随军南下，以军管会的名义顺利接管了上海、浙江、福建、四川等大部分新解放省市，并在军队筹粮、土地改革、剿匪反霸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批党史上著名的“南下干部”后来大多成为党的栋梁之材，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民主革命时期，党在严峻的战争环境和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对于干部交流工作的一系列探索与实践，不仅培养和锻炼了大批优秀干部，激发了干部队伍的生机与活力，对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开创和丰富了干部交流的形式与内容，为建国后干部交流制度的规范化、程序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班组生活会思想交流范文 第3篇
_中央很早就认识到干部交流的意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曾对苏区与白区之间的干部交流进行过探索。1931年8月27日，_中央在《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为使全国干部，有适当的调剂与分配，必须各地党部之间，苏区与白区之间能够互相供给干部，要随时准备一部分干部供上级党部的调动，现在各白区党部，应积极的进行征调工人，军事人材，及各种技术专门人材，输送到苏区去，苏区必须能派遣一些干部到苏区附近白区党部中去，以及各级党部，群众组织，对于上级机关，必须有人材的供给。”[1]这是我党以中央决议的形式探索干部交流制度的最早出处。此后干部交流逐渐成为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人事制度的重要内容。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处于最艰苦的时期，__对_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大肆镇压和迫害，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中国_被宣布为“非法”。但是，这一时期苏区和白区的干部流动仍然较为频繁，项英、_、_、_等一批党的干部带着各自的使命和任务，秘密往返于苏区与白区之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为加强革命根据地工作，1931年1月10日，项英奉_中央之命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4月14日，以_、_、顾作霖组成的_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7月20日，苏区中央局派秘书长欧阳钦赴上海向_中央汇报中央革命根据地各方面情况，_中央在听取汇报后，作出《关于中央苏区组织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央局的成份以派去的伍豪同志（_）与现在苏区的项、毛、任、王、顾、邓、朱七同志共同组织。”[2]12月底，_到达瑞金，接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指导根据地的军事、党、工会、苏维埃等工作。此后，陆续有一些干部到达苏区。1932年1月，_到达瑞金，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5月，_到达中央根据地，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
1933年1月17日，_临时_由于处境险恶在上海无法立足，决定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月底，临时_负责人博古等到达瑞金。此后，_中央在上海设立_上海中央局（又称白区中央局），负责领导白区地下党的工作。1934年，因上海中央局遭受多次破坏，_中央决定抽调在天津的_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赴上海开展工作。1935年5月底，孔原抵达上海，召集刘仲华、浦化人，组成3人团，统一领导中央各系统在上海的地下工作。正在长征途中的_中央十分关注上海地下党的处境，1935年5月底，洛甫（_）代表_中央派陈云、_到白区开展工作，这是长征途中中央第一次提出要派领导干部加强白区工作。_虽未能成行，但陈云、潘汉年于1935年下半年先后抵达上海，后因上海中央局又遭破坏，陈云、潘汉年、孔原又接受其他任务，先后奉命去莫斯科工作。[3]1936年春，潘汉年从莫斯科返回上海，担任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联络代表。同年，_中央委派冯雪峰以_中央_身份从延安到上海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兼管文艺工作，促进各党各派联合抗日。9、10月间，_中央设立上海办事处，由潘汉年任主任，冯雪峰任副主任，领导上海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4]1937年5月17日，_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党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派遣刘晓到上海负责地下党的工作。6月下旬，刘晓抵沪，11月，_江苏省委成立，刘晓任书记，全面主持上海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工作。[5]
孔原到上海后，为加强北方局工作，1935年6月，_中央派_、李大章组成北方局工作组赴天津开展工作。12月29日，_中央召开常委会会议，决定委派_去北方局工作。1936年3月底，_从延安抵达天津，4月，重新组建_中央北方局，_任书记。通过党内教育和实际工作，迅速纠正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倾向，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加强了北平、天津市委的工作。北方局先后委派多位干部赴晋鲁豫等地区开展工作。1936年4月，北方局派黎玉去山东重建_山东省委；6月，派李宝森到太原整顿山西省工委，派沈平到河南恢复党组织；7月，派王益民到绥远主持工作，成立_绥远省工作委员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革命形势十分艰危的情况下，对干部交流工作的一系列探索，是我党干部人事制度的创造性实践，在保护、培养和锻炼干部的同时，有利于恢复和维护白区与苏区党组织之间的联系，保证中央的政令畅通，促进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为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干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