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文章范文 第1篇
关键词：民主自治；农村社会；质性研究
一、质性研究方法的选取
关于农村社会民主自治问题的研究有很多，其中量化研究占到了大多数，除此之外，便是运用以人文主义为方法论背景的质性研究方法，在“参与”的视域下扎根田野，挖掘叙事、文字、影音背后的故事。如同学界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两大方法孰优孰劣的争论一样，关于农村社会的民主问题，研究方法的选取也备受争议，支持定量研究的学者更多倾向于数据、科学、实证与普适，而质性研究一派则摒弃学术上、社会上已有的刻板印象，更看重研究者的所行、所闻、所见、所感。对于民主自治和农村社会民主问题的研究，质性的研究方法要优于量化研究，原因如下。
第一，质化研究得出的个体性结论比量化研究得出的结论更能指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揭示结构性的问题（熊秉纯，2001，21）。个案研究常常被人怀疑其代表性和推广程度，就是因为其得到的研究结论不具有普适性，不能说明整体性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个案研究不具有价值。
第二，质性研究有着关注个体、挖掘深度的优势，因而比定量研究更具有民主的意义――“因民、顾民、为民”，同时也体现出民主自治的本质――“从计划到实施，再到总结评估的全过程实质性参与”。民主自治的问题是因民而谈，民就是其主体、核心和关键，如果摒弃质性研究对个体独特性与深度的把握，那么关于“加强民主自治、提升农村社会民主空间”的结论也就在某种程度上缺乏深度和说明的有效性。
二、农村社会“虚实”的民主自治
学者西尧曾表示，各界人士都在尽最大努力推动着农村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但也难以回避正在滋生蔓延一些社会问题的代价（西尧，2002，49）。很多问题都表明，民主自治从宏观上指向公共民主政治建设的问题，同时也在微观上指明了村民自身的公民意识与参与意识欠缺的现状。
（一）同质性社会导致的虚实“民主”――“私交”选举
在“修建村落桥梁”项目的民主会议上，NGO工作人员将机构代表、村委会成员、部分村民召集至一户村民家中，会议通过匿名填写的方式选出项目管理小组和监督小组的成员。王姓村民说：“我感觉成××还可以，上次我家办喜事人家给随了很大的份子，这人肯定讲义气，重情义，靠得住。”程姓村民随即说：“我不是很了解这个人，只是认识，你要觉得可以，我也选他。”在一旁的另一位村民也说道：“这人跟我交情很好，咱都选他，你们看咋样？”在会议主持人的引导下，最终选出项目管理小组成员和监督小组成员共六人，而在这六人中，五位都是同姓家族的成员，只有管理小组中的会计由刘姓村民担任。
民主会议推选结果映射出的是中国乡村社会及农村人际关系的高同质性特点。先生曾经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来描述中国乡村的人际关系，这就意味着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个体习惯“以自己为中心，与其他人联系而成的社会关系会像睡眠波纹一般，激起层层涟漪，水面波纹会越推越远，也越来越薄”，这样一来，每个人都有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圈子，同时又从属于以优于自己的人为中心的圈子（，2006，23）。因而，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和人际关系具有个体主义、公私群己的相对性、特殊伦理假胡子、人治社会和家长权威统治的特点。项目选举过程就充分印证了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持依靠的是人际关系的历史传统，而非法律与制度，自然而然就产生了以“私交好坏”为标准的选举结果。
（二）公众参与意识薄弱导致“虚实”民主的产生――“”选举
除了以私交程度为标准的选举外，村民参与选举时还表现出了参与积极性较低的特点。在“修建村落桥梁”的项目中，张某持此态度：“修桥梁是好事，你们修就完了，哪有这么多事，还要选啥小组，想选谁就选谁，把我们大家叫到这就没用。”发选票时，刚开始张某拒绝，最后在村委会成员的劝说后收下选票，填选票时，张某嘴里一直说着“填这有啥意思”之类的话，最后他把选票偷偷递给旁边的李姓村民，“你帮着一写就完了，随便写谁都行，不就是一个名字。”李某写完后返还，张某没看一眼就交给了工作人员，自己都不知道别人代他选的是谁。
公民意识薄弱，公众参与意识欠缺是导致村落“”选举产生的重要原因， “”选举意味着村民无视自己的权利、自主性及公共精神；放弃自己的权利，将自己的权利转移给他人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自己、对他人以及对整个项目的不负责任。究其根源，一是村民本身对村落及项目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不强，对自我公民身份的认知程度偏低，不能给自己一个正确的定位；二是我国农村社会的管理理念、治理方式等仍存在一定的弊端，尚未给公民意识的培养提高提供良好的平台。
（三）过度信任导致的“虚实”民主――“村两委”选举
除“私交”选举和“”选举外，此次的小组成员的选举还明显地呈现出“村两委”选举的特点。选举前，机构的工作人员已经对选举要求作了详细的说明，明确指出不能选举村两委的人，项目管理小组和监督小组的成员必须是项目受益者，但是最终还是有很多村民选举了村两委的成员，他们表示：“选别人监督这项目，还不如选村两委的干部，起码他们能当干部就不会讹我们，就有一定的能力管项目，而且他们当干部的，实施项目的时候想指挥个人干活啥的也能叫得来、能指挥动，要是你指望别的村民指挥村里人干活，你看有人听没，有人干没，门都没有！”
出现“村两委”选举的情况，既说明村民只信得过村两委的干部，同时恰恰也表现出了他们对其他受益户里每个人的不信任，害怕选举同村人之后会出现贪污受贿的现象，也怕受益户没有能力监管好项目。其实，村民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即村两委的成员并不在此次选举的范围之内；其次，村两委的干部在治理村落等方面具备能力并不代表其在项目管理方面也具备同样的能力，如此一来，对于村两委干部单纯的信任和对于其他村民不确定的恐惧，可能使得项目的质量无从保证，项目的工期和成本也会随之提高。这种特殊的选举不仅造成了选举结果微效，同时还会在某种程度上忽视村子里年轻人的想法，年轻人在村落治理和项目管理上的空间得不到发挥和提升，随之便会形成观念落后、缺乏劳动力等问题。
三、民主自治由“虚实”向“真实”转变的探索性建议
（一）塑造村民独立自主的政治人格，培养并提高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的能力与水平
按照阿尔蒙德的理论，参与型政治文化是与公民独立自主的政治人格相对应的。在这种政治文化下，所有人都有参与政治的资格，都能够维护其政治尊严，同时具有积极向上、自尊自强的政治品格，“我”在政治交往中感觉到作为个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张剑，2009，50）。但从村落治理本身来说，传统政治文化的强大力量很难形成塑造村民独立自主政治人格的良好氛围，而NGO项目的引进以及过程之中的监管不仅有利于提高村民对自身政治身份的认同度，还可以提升村民参与决策村落公共事务的能力。因此，在项目运作当中，应当尽可能多地介入一些有关加强农村政治教育，努力提高农民的政治素质的内容，利用各种手段将村民政治身份塑造的主题有机融入项目当中，比如项目监管小组成员或其他民主会议之前定期举办培训会，以宣传民主选举重要意义与影响、唤醒村民权利意识和政治身份意识等为主要内容；在项目实际选举中，对“私交”选举、“”选举、“村两委”选举等非民主选举结果等进行强有力的干涉等。从而培育村民对村两委以外其他人的有效信任，提高政治参与的理性化程度，促进农村的政治民主化水平。
（二）在村落治理和项目管理当中引进参与式的理念和方法
参与式评估既是一种政策评估理念，也是一种项目评估方法。作为一种理念，参与式评估更强调评估过程中评估对象的主位立场。学者杨晖认为参与式评估可以使相关利益人从评估的参与过程中受益，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具有参与过程的权力以及参与的全过程，这表明自己做什么，怎么做才是参与的关键，相关利益群体才是参与式评估过程中的真正主体（杨晖，2007，26-27）。
项目受益群体比任何组织或个体更为熟悉项目的内容、优劣及其效果，村民的态度与意见是项目实施和决策过程中最具价值的信息，让村民充分完整地参与项目才能够获得其困难、需求以及项目实施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等信息。因此要做到充分赋权、增权于村民。在NGO的项目运作过程当中，要让项目收益对象和其他村民按照规章制度，充分参与至项目的前期评估、方案设计、中期调适以及后期效果评估的所有环节，给予其适当的管理权力和决策权力，实际赋权大小可以根据具体的项目做出调整和变化，但绝不能在项目的任何一个环节当中忽略村民参与的过程。
另外，建立和完善各种参与机制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如何协调不同群体意见，如何进行群体管理等等，公众约定要比权威式的政府制度奏效得多，因而在有效参与机制的保障下，便可以实现项目的管理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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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熊秉纯.质性研究方法刍议：来自社会性别视角的探索[J].社会学研究，2001，（5）.
乡村治理文章范文 第2篇
【认识农民问题要逻辑一致】
知识界需要把农民问题当作一个科学问题来对待，而不是把相关讨论当作学者本人价值观宣泄的机会。常常有学者对农民问题的讨论纵横铺陈，旁征博引，但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最终还是以自己的理想世界替代农民的现实选择，这不是科学的态度。科学地讨论社会问题的前提，一是要概念一致，否则无法对话；二是要价值中立，否则难免把论者自己当成了“教父”。
在人文学科领域，一个很_烦是学者们使用的概念系统常常不一致，以致论者自言自语，彼此难以交流。为避免这种情形，笔者需要对本文使用的主要概念作一说明。
首先，传统乡村社会是指没有积累、生产方式简单、习俗对公共事务有绝对支配力的社会。这种社会自然以农业经济为主，居民大体按血缘关系聚居并形成村落。支配公共关系的力量主要是宗法、宗教代表人物。习俗和教义压制了农业居民的自由，居民们没有其他选择的自由。
其次，中国大部分乡村社会已不是传统乡村社会。进一步看，中国相当一部分乡村社会已经变成了城市社会，只是缺乏城市社会的基础设施。例如，珠三角地区很多被称为“农村”的地区，其实已经和农村不相干，对这样的地区大谈“乡村治理”实在不妥。但另一方面，也不能说中国的乡村社会已经完成了向现代乡村社会的转变。
第三，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乡村社会”并不存在。一些发达国家把低于一定人口密度的大范围地区定义为乡村，仅仅在人口分布的描述上有意义，在社会结构上没有意义。现代农业的主体是专业农户，他们在社会权利上与城市居民没有区别，其身份仅仅有职业意义。他们住在城市外面，可叫做“城外市民”。
第四，“乡民”并不是一个内涵十分确定的概念，本文所指乡民是传统社会的农业居民。当今中国，严格意义上的“乡民”也不是农民的主体，因为他们或多或少卷入了市场化过程。
最后，“公民”的内涵也不是十分确定。摆脱了传统乡村社会、进入市场化社会的民主国家的居民，可称作公民。从广泛的意义上说，公民是一个政治概念，指一个民主社会的合法居民。传统乡村社会是接近“原子态”的社会，居民没有国家概念，而多有宗法概念或王（皇）权概念。中国北方居民的皇权概念比较强，南方居民则宗法概念比较强；宗法概念似乎与关于“国家”的语境不大一致，但实际上却与公民概念比较接近。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传统乡村社会解体、乡民转变为公民，具有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由市场化过程引起的公共领域的扩大决定的。在传统乡村社会，生产方式基本没有变化，相应地其公共生活也比较简单，通常按惯例习俗处理公共事务，所以，“一致同意”事实上成了公共事务决策的通行原则。只是这种“一致同意”并不真正和谐美妙，因为居民通常以牺牲自由来服从习俗的繁文缛节。
但这种传统合理性只是暂时的，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和谐性。所谓乡民转变为公民，就是社会经济基础变化以后，人们在公共领域的行动规则发生适应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在民族国家形成的基础上对各级政府的首长和立法代表遴选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票决制，二是在社会范围里尽可能地将包括合理习惯在内的公共准则转变为法律，形成对法律的“一致遵守”准则。只要法律不禁止，任何人可自由行动。
【乡民转变为公民是“惊险一跳”】
乡民转变为公民，是一整套制度的变化，也是人们利益关系的大调整。这个过程可以充满血雨腥风，也可以波澜不惊。究竟有什么结果，与一个国家的历史遗产有关系，例如，中国社会转型的命运就操持在我们这几代人手上，特别与当代核心政治家的决策与行动能力有关。
笔者以为把乡民转化为公民，是具有多种侧面的过程，其政治身份的转化，的确要慎重，来不得浪漫主义。但这个转化还有经济的方面，有发展条件的转化，要保持局面的波澜不惊，就要把握好转变的节奏，不要急于求成，当然更不能不思进取。必须在下面几个条件逐步发育的过程中，有节奏地促进中国社会全面转型：
中产阶级必须获得充分发育，并在经济上拥有独立性，不依赖特殊的政治资源。眼下国家推动的社会收入分配政策有利于这个条件的形成。顺便说，我以为中国百姓70%可以有自己的独栋住房，为此要有一个思想解放的民生战略和方案。其次是贫困人口的比重要足够低，保障其基本的生存资源，如此则激进政治家会丧失土壤，不容易发生暴民政治。三是要发展适度的富人政治，使政治家离开政治舞台也能保持一定水准的生存资源。此外，政务员岗位应有序地向成功商人和社会贤达开放。此举会有一石数鸟功效。四是国家基础设施先进，市场高度一体化，区域封闭应被打破，特别是民族地区的区域封闭的打破。五是全社会广泛达成民族文化认同。这是塑造的基础工程，也是民族国家稳固的基础工程。
而要让乡民转化为公民，就是要让传统乡村社会解体。提出这个说法会让具有很深乡村情结的人们难以接受。抛开长远的政治转化不说，在未来一二十年里，我们要达到这样几个目标：
第一，在全国范围里消除社会治理的二元机制，将所谓乡村治理转化为城市治理，实现社会治理的一元化。
第二，农村大量人口一部分进入现有各类城市，一部分进入新兴城市，其余转变为专业农户，分散在300万个左右的小型居民点中，使农村真正成为农民的工作与生活区域，且农民仅仅有职业身份甄别的意义，其余社会身份和城市居民完全一样。小型农村居民点将不再需要设立独立的公共组织，它们的公共事务归并于小型城市或其他类型城市的郊区政府。
第三，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仅仅需要大约5000万各类农户，这个数量的农户有一定的经营规模，其收入水平可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大部分农户可进入中产阶级行列。
以上社会景观的出现，将意味着传统乡村社会的消失，传统乡村社会将成为一个“传说”。
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路径，必须重新思考。乡村社会越发达，其实蜕变为城市社会的机会越大；其农业变成了城市化分工体系的一个分支，专业农户也卷入城市经济系统，变成了“城外市民”。当我们说发达的乡村社会才有对民主政治的需求时，其实是指城市社会对民主政治的需求。换句话说，届时“发展乡村民主政治”其实应该表述为“发展城市民主政治”。一个区域，一旦它产生了对民主政治的需求，就意味着它已经是城市化的社会。也许我们仍然按习惯把一个地区称为乡村社会，其实它在本质上已经具备城市型社会结构。
我们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看到，那里的村庄已高度非农化，尽管行政建制上仍把它们看做乡村，并且使用“乡村治理”这样的政治术语来指称此类工作，但在工作内容上看，已经和农业关系不大。这里当然也存在“表述的滞后”对实际工作的消极影响，甚至可以说这种影响还很大。正因如此，才有必要通过理论认识的深化，及时转变政治用语，以消除影响。
我们不必把传统乡村社会的挽歌当作恋歌来唱。谁也不要想做农民的救世主，不要想替农民作出选择。近20年里，尽管我们给城市设立了那么多门槛，但农民兄弟们还是义无反顾地进入了城市，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我们也不要夸大农民的恋土情结。这个情结城里人也有。一家农户几亩地就是农民的“社会保障”？未免太便宜了。如果政府的土地规划能严格实行，农地的价格会很低。我当然反对城市利益集团用各种手法掠夺农民的土地，但我同样反对仅仅把几亩地当作农民的“社会保障”。这个问题上，还是应坚持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尊重农民的选择，他们的土地由他们自己决定如何处置。
乡村治理文章范文 第3篇
今年以来，我镇严格按照省、市、县人居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工作部署要求，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为出发点，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重要抓手，以创建特色产业乡镇为落脚点，动员广大干部群众，狠抓环境整治和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全面打响清理整治垃圾的攻坚战、歼灭战、持久战，全镇环境卫生不断改善、文明程度持续提升。
一、主要做法
（一）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结合我镇实际，成立的书记镇长双组长的韩庄镇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制定了《**镇人居环境暨生态环境整治三年专项治理行动方案》，细化量化整治内容、整治标准和整治时限，确保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有力有序推进。建成了由镇政府统一组织，建立镇党委政府班子及成员为一级网格，村两委班子及成员为二级网格、村组（队）为三级网格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网格化责任和监管体系，分片负责网格内全域无垃圾监管体系，细化责任分工，严格按照责任区划分，层层传导压力、步步靠实工作责任。
（二）狠抓舆论宣传，营造浓厚氛围。积极创新宣传方式、搭建宣传平台，充分利用村村通广播喇叭、微信群、永久标语等形式，广泛宣传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先后召开由全体镇村干部参加的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推进会四次，通过采取层层召开人居环境整治会议，镇、村、组三级干部共同发力，做好村民思想工作，让群众参与、支持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思想统一到全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会议精神上来。引导各村组织召开“五老”、乡贤、在外创业人员座谈会，让他们了解村情村貌、村级发展状况，支持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形成“小会”撬动镇村环境大整治的带动效应。充分发挥村干部、党员示范带动作用，带头做好房前屋后垃圾清理和废弃畜禽圈舍、旱厕拆除及乱搭乱建、秸秆、畜禽养殖粪污清理，由点到面、依次推进，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全覆盖，营造“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幸福家园”的氛围。
（三）围绕工作重点，强力推进整治。以垃圾治理为重点，抓住城乡环卫一体化这个突破口，在全镇开展了为期二十天的大整治、大清理活动，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全镇坚持机械、人工一起上，对全镇**个村的积存垃圾、坑塘、乱堆乱放等进行了全面清理整治，实现了村庄环境面貌的整体改善，形成了全镇强力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的强势局面，进一步坚定了镇村干部的决心，鼓舞的全镇上下干部群众共建美好家园、共享美好生活的信心。
（四）创新工作举措，强化责任意识。将人居环境治理与党建先锋引领、创建文明城市、精准扶贫政策落实、双违及河渠四乱治理、河长制责任落实等工作相融合。以改善人居环境治理行动为契机， 着力发挥农民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中的主体作用，注重改善环境与营造文明相结合，注重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健全户前三包责任制，保洁员奖惩机制，健全垃圾清运机制，健全完善村规民约，坚持以机制创新最大程度的推进整治工作落实。
（五）建立考评机制，加强监督检查。建立和完善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的责任机制、保障机制和激励机制，切实解决部分村和单位思想上顾虑、工作不扎实、整治不到位等突出问题，成立了人居环境专项督查组，定期检查辖区各村整治工作开展情况，督办整改突出问题。把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列入全年村级综合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对于整治工作督查考核不积极配合的村，将取消年终评优选优资格，并对村两委班子负责人进行重点约谈和问责追究。
二、存在的问题
一是群众环卫意识较低。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群众是主力军，各村虽然在宣传动员上做了一些工作，但参与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主动性和参与度不够；二是缺乏资金保障机制，制约整治工作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范围大、面积广，环卫设施、设备不够健全，需要投入的资金大。环境整治专项经费缺乏，制约了整治工作的深入开展。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确保工作抓细抓实，抓到位。进一步加强对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的组织领导，按照既定工作方案，对人居环境综合整治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对目标任务再细化再分解，对环境整治责任再明确再靠实。
乡村治理文章范文 第4篇
现印发给你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年市乡村容貌与街道景观整治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
制定年全市乡村容貌与街道景观整治实施方案。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城镇建设三年上水平的总体工作部署和对乡村容貌整治与景观建设工作的具体要求。
一、总体要求
以治脏治乱为重点，紧紧围绕省市城镇建设三年上水平的工作部署。以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乡村管理突出问题为突破口，综合整治与专项治理、专业整治与社会治理、集中整治与长效管理相结合，进一步巩固扩大乡村改造建设效果，大力营造“干净、有序、整洁、优美”乡村容貌与景观环境，全面提升乡村管理服务水平。
二、目标任务
（一）乡村容貌整治重点抓好五大专项治理行动。
1.环境卫生专项治理行动。一是组织开展三次集中大清理战役。4月开展迎“五一”春季大清理战役。9月开展迎“十一”秋季大清理战役。集中大清理活动要进行周密安排，动员全社会力量，全民参战，全面清除道路、河道、集贸市场、施工工地、居民小区、城乡结合部、铁路沿线等部位的各类积存垃圾、渣土、废弃物，对市政、环卫等公共设施进行全面清洗，完全消灭卫生死角。二是提升专业环卫工作规范和效能。对清扫、保洁、清运、清掏等环卫作业进行科学合理组织和调度，认真执行环卫作业工作规范。对城区主次干道、繁华地区和重点部位增加作业班次，做到一扫两保。主次干道机械化清扫率达到45%以上，主次干道做到16小时保洁，重点区域（严管区域）做到24小时保洁。加强垃圾收集、清运管理，做到垃圾密闭收集运输、日产日清，清运率达到100%市区内拆迁工程发生的垃圾，要随拆随清，并在拆迁结束一周内清理干净。加强对小街巷环卫工作的组织管理，建立经费保证机制，落实清扫、保洁、清运责任制，实现常态化管理。三是加强环卫设施建设和管理。依照《城镇环境卫生设施设置规范》要求，设置公共厕所、垃圾转运站、垃圾箱和果皮箱，加强日常维护管理，坚持设施完好、干净整洁。四是健全和完善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度。依照“全覆盖、无盲区、无缝隙”要求，严格划定责任区域，将责任范围、规范和要求落实到专业部门、街道办事处、小区物业、企事业单位，签订责任状。对沿街商户、单位全部实行“门前三包”管理，落实监管措施，加大宣传教育和行政处罚力度。五是建立长效监督考核机制。依照精细化管理的要求和标准，制定市对区、区对各责任单位的分级考核方法，明确奖惩措施，定期检查考核。
2.户外广告专项治理行动。一是组织城管、规划、工商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无审批手续擅自设立户外广告的一律依法予以撤除，有审批手续但不符合规范的限期整改，逾期不自行整改的依法组织撤除。二是组织专业和社会力量对各类小广告进行集中全面清除，落实责任制，建立健全小广告日常清除机制。三是各级公安、城管、通讯等部门要协同配合，继续深入开展专项打击行动，严厉查处违法张贴、张挂、喷涂、沿街散发小广告行为。四是制定乡村户外广告管理方法，明确管理责任、设置规范和审批程序，严格审批管理。
3.集贸市场专项治理行动。一是加快封闭性便民市场建设。及时清除垃圾杂物，确保市场内环境卫生。市场管理单位要加强对市场出入口及周边的环境管理，保证出入口干净、卫生、整洁和畅通，防止市场外溢。二是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适当批准设置早夜市和占道经营市场，但要加强监管，限定经营时间和地段，落实经营者的市容环境卫生自律责任，落实市场主体的行政管理责任，落实城管队伍的执法监管责任。所有经批准临时保存的占路市场必需设置垃圾容器等环卫设施，专人保洁，垃圾及时清运，坚持环境卫生。三是组织城管、工商、环保、公安等有关部门联合执法，开展规范露天烧烤、取缔马路工厂的专项执法行动。四是加强城管执法日常管控，把管控责任落实到执法机构和具体人员，加强日常巡查和管理，对违法违规问题及时进行教育纠正和处罚。
4.施工现场专项治理行动。一是对各类施工工地进行登记摸排。落实监管单位、责任和措施，告知建设和施工单位义务和标准，建立长效督导检查机制。二是完善建筑垃圾倾倒、运输、消纳等处置活动的管理方法，严格审批管理。三是组织城管执法、住建、规划、市政公用、环保、公安、交通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严厉查处不按规定设置围挡、出入口不硬化、扬尘噪音污染、无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审批手续、不按规定时间和地点倾倒建筑垃圾、道路遗撒等违法违规行为。
5.交通环境专项治理行动。一是对主次干道两侧违法建筑、构筑物、违章棚亭和各类非法占路设施进行撤除。清理各种出店经营。根据实际，编制规划，适当路段合理设置停车泊位。三是加强停车场管理，不准超范围、超时限停放车辆，坚持停车场干净整洁。四是加大执法监管力度，严厉查处车辆乱停乱放问题。
（二）街道景观整治重点抓好三项工程。
1.街道景观新整治工程。将没有进行过改造整治的主次干道全部纳入改造整治范围。
沿街楼体和墙体进行清洗粉刷，整治内容：对违、临、陋建筑进行撤除和改造。临街建筑物外挂设施进行隐蔽和规范化处置。对沿街违规广告全部撤除，店铺牌匾统一规范设置，治理乱贴乱画乱挂，清除小广告。对各类架空线缆统一规整，杜绝空中“蜘蛛网”治理占道经营、店外经营，规范五小摊点设置。落实清扫保洁和清运责任制，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实现环境卫生常态化管理。道路两侧公交站亭、站牌、宣传栏、垃圾箱、果皮箱等设施齐全、整洁、设置规范。各类交通标识、标线、信号灯、路名牌、指示牌等设施齐全、规范，车辆有序停放。依照专项规划要求，完成年度街景绿化、亮化任务。
整治规范：符合《市城区主要街道景观环境综合整治技术导则》相关要求。
2.街道景观升级更新工程。对已经改造整治过的重点区域、重要节点乡村街道景观进行系统性、高标准升级更新。年市中心城区重点进行5条重要街道的升级更新。
对重点区域、重要节点完善街景规划设计，升级更新的内容：围绕绿、亮、美。对应撤除的违临陋建筑和设施全部撤除到位，对沿街既有建筑实施“穿衣戴帽换服装”改造，对架空线缆统一规整，提升户外广告牌匾品质，增添雕塑、亭廊等节点，提升绿化、亮化水平。
高标准规划、高标准设计、高标准实施，升级更新的规范：依照《市城区主要街道景观环境综合整治技术导则》要求。打造市级示范样板街，参与省“十佳景观大道”评选。
参与市“十佳样板街”评选活动。其他各县区都要确定1条升级更新的主要街道为示范样板街。
（三）小街巷整治建设工程。
整治建设范围：分三年对重点小街巷进行高标准整治。年市中心城区完成下列小街巷整治：
粉刷沿街建筑和墙体，整治内容：重点是撤除违法建筑和违章棚亭阁、占道台阶等设施。规范广告牌匾设置，治理乱贴乱画乱挂乱堆乱放，规整架空线缆，治理店外经营，规范马路市场，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完善环卫设施等。
整治规范：符合《市城区主要街道景观环境综合整治技术导则》相关要求。
结合实际确定，其他各县区街道景观整治的具体范围和项目由各县区政府。报市景观整治办公室备案。
三、责任分工和时限要求
（一）责任分工。依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并做好与各县区的协同配合。其中：规划部门负责进行街道景观规划设计，提供色调、风格等相关要求。
（二）时限要求。全市乡村容貌与街道景观整治工作3月初启动。完成工作动员和部署。4月底前要完成街道景观规划设计。5月底前完成节点和单体建筑改造设计。整治实施工作从4月初全面展开，9月底前全面完成整治任务，10月底前完成市级考核验收。
四、保证措施和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要建立行政首长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各部门分工负责的责任制。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和相关政策错，细化目标任务，将任务分解落实到具体单位和人员，明确各项任务的责任分工，限定完成时限，严格奖惩，确保各项整治目标任务的如期完成。
（二）搞好规划设计。做到先规划后设计，先设计后施工，保证整治的品质和水平，防止返工浪费。各级政府要依照乡村容貌整治与景观建设的要求，搞好资金预算，落实资金来源，建立经费保证机制。
（三）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市级为主导、区级为主体、街道为基础的乡村管理体制和机制建设，健全乡村管理基层网络，明确各级管理职责和范围，重视长效管理机制建设，健全精细化的各项管理制度，实施数字化乡村管理新模式。年底前，市中心城区要完成数字化城管二期工程建设，拓展数字化城管和“12319便民热线覆盖范围和服务功能，提高管理和服务效能。高新区、宣化区、下花园区、怀来县、涿鹿县、赤城县、张北县要完成数字化城管平台建设并通过省级验收。
乡村治理文章范文 第5篇
近年来，全域旅游的实践被国家高度重视。全域旅游的概念在三亚市正日渐普及，不少景区正摸索实践中。
2016年2月14日，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发表文章，全面阐述全域旅游大有可为。他解释，全域旅游是指在一定区域内，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通过对区域内经济社会资源尤其是旅游资源、相关产业、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政策法规、文明素质等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优化提升，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社会共建共享，以旅游业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新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和模式。
李金早指出，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到，“影响经济增长的突出问题有总量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更为突出。在有效供给不能适应需求总量和结构变化的情况下，稳增长必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和调整需求结构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
发展全域旅游，是解决旅游供给侧不足的有力抓手。推进全域旅游有利于统筹出台乡村旅游的农村用地政策;有利于创新金融产品，盘活旅游资产;有利于按旅游人口需求创新公共服务设施设计和建设规划。有利于统筹域内各类资源，进行高效配置。
依法治旅是推进全域旅游的基础
2016年2月1日至2日，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率国家旅游局调研组对三亚市旅游市场进行调研，重点调研三亚旅游产业新业态、旅游市场治理管理情况和度假酒店发展动向。
调研组在三亚市民游客中心，详细了解三亚创新治旅举措，询问12301旅游服务热线和12345政府服务热线合并办公、旅游巡回法庭、旅游警察支队等旅游纠纷大调解体系构建情况。调研组一行还先后考察了三亚中央大道营销中心、国际免税城、蜈支洲岛、凤凰岛国际邮轮港等旅游产业相关重点区域。
在调研的过程中，李金早表示，中国已进入大众旅游新时代，要顺应时代的要求，推进中国旅游业发展由景区模式向全域旅游模式转变。旅游业是无边界的产业，包容性强，融合度高，能体现人的全面发展需求。发展全域旅游，最关键的是要推进旅游治理机制、治理理念转变，推动由部门抓旅游向党政统筹抓旅游转变，实现共治共荣、共融共赢、共建共享。
同时，李金早认为，依法治旅是推进全域旅游发展题中应有之义。三亚市通过成立旅游警察支队、旅游巡回法庭、旅游调解委员会，做强旅游委，整合治旅力量，逐步拥有如弓箭之力般的治旅合力。随着游客投诉率不断减少、满意度不断上升，最终有望实现旅游市场管理“无箭之弓”的境界，让旅游从业者不敢违法、不愿违法、不想违法。
此观点，李金早在2016年全国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工作现场交流会也有提到。2016年全国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工作现场交流会于2月1日在三亚举行，会议明确了旅游消费时代市场监管治理的新举措和新战略。
出席会议的李金早表示，全球旅游市场的竞争实则是市场秩序之争，旅游市场秩序决定一个地区的旅游生命力。旅游市场系列问题矛盾表现在旅游业，实则与公民文明素质、法制意识，以及地区治安和市场管理的状况、水平息息相关。
“当前中国正处于旅游业发展的‘五期叠加期’，即旅游发展的黄金期、产业结构调整期、市场矛盾凸显期、游客文明素质提升期和市场逐步规范期。在此背景下，中国要逐步适应、推进全域旅游，综合执法、全域执法势在必行，相应的旅游监管手段也将发生革命性变化，依法治旅将成为常态。”李金早说。
会议期间，李金早对三亚一年来的治旅工作予以高度肯定，他表示，三亚治旅的做法值得全国推广，体现了敢于担当、善于创新、乐于奉献的工作作风，为全国旅游市场治理管理迈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步。三亚“1+2+3”的治旅模式，即做强旅游委，推进旅行社和导游改革，创建旅游警察、旅游巡回法庭和工商局设立旅游分局，运转高效，联动得力。
下一步，李金早希望三亚旅游治理上水平，力争探索出一条具有法制化、常态化和系统化特点，符合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的治旅机制。
三亚成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李金早调研三亚后不久，国家旅游局公布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名单。其中，三亚市也在名单内。
据了解，2015年，国家旅游局下发了《关于开展“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的通知》。2016年2月，经过地方人民政府自愿申报、省级旅游部门推荐、国家旅游局组织专家审核，262个市县成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海南省更成为首个全域旅游示范省。
在国家旅游局的推动指导下，三亚市作为首批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的单位在积极推进旅游改革工作，探索适合自身的“全域旅游”发展路径。
据悉，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创建时间原则上为2至3年。这些区域要实现旅游交通便捷、服务便利，旅游厕所数量充足、质量达标，旅游标识完备、公共信息完善，旅游产品层次丰富、突出特色等硬件目标。而且，还要达到全域景观化、景区内外环境一体化、市场秩序规范化、旅游服务精细化等软件要求。
那么三亚作为示范市，有什么典型性和示范性？李金早局长指出，有条件建设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地区，一般应具有几个“主”的特点：区域内有明显的旅游主打产品，旅游资源禀赋高，旅游产业覆盖面广，旅游业有优势成为该区域的主导产业、主体功能、主打品牌。三亚正具备这些典型特征。
另外，李金早在三亚调研时强调，发展全域旅游，要防止简单模仿，千城千村千景一面;防止粗暴复制，低劣伪造;防止短期行为，盲目涨价;防止不择手段，不顾尊严，低俗媚客;防止运动式、跟风式搞全域旅游，避免大拆大建;防止重推介、重形式而轻基础、轻内容;防止在全域旅游改革中换汤不换药、换牌子不换体制、换人不换理念、换机构不换机制。
“中国发展旅游的做法引起了世界高度关注，全域旅游的发展符合世界旅游发展的潮流。我们要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改革创新，加快构建资源整合、产业融合、共建共享的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李金早说。
就此，三亚以建设国际化热带滨海旅游精品城市为目标，从软硬件双重发力，推进全域旅游发展。
在硬件方面，将逐步完善旅游服务配套设施，把海鲜排档、水果市场、农贸市场、旅游餐饮点作为旅游服务设施来打造，全面提升旅游产品和服务品质，加快城市景区化、农村精品化。软件方面，以三亚市民游客中心为监管平台，进一步健全旅游综合管理机制，促进全域景观化、全域交通便捷化、全域市场规范化、全域服务精细化。同时，重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全域“旅游+”产业格局。
全域旅游创建的三亚经验
5月26日，全国全域旅游创建工作现场会暨创建工作培训班在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举办。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海南省三亚市等10个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创建市（县）作了交流发言。
李金早在全国全域旅游创建工作现场会发表了《务实科学发展全域旅游》的讲话，其中多次提及三亚。他提到，全域旅游的转变，特别是旅游治理机制的转变。“旅游安全决不是孤立的，而是整个社会安全的很重要的环节。全域旅游的治安不能靠民团式的队伍，旅游警察、旅游法庭的设置势在必行。”李金早说。
李金早举例，今年3月22日，总理在三亚市民游客中心通过大屏幕，慰问正在三亚南山景区执勤的旅游警察。总理说，“你们为游客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让他们既有安全感又有舒心感！”、“只有营造公平优质的旅游环境，游客才能玩得安心、开心、舒心，而不窝心。”
“在我国，自2015年10月三亚市成立全国首支旅游警察以来，广西桂林，云南多地，福建厦门，河南洛阳栾川，河北秦皇岛，内蒙古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陕西韩城，湖南资兴，山东枣庄等地相继设立了旅游警察支队或大队，在维护旅游市场秩序和旅游治安环境、为游客提供安全方面提供了保障。”李金早说。
乡村治理文章范文 第6篇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农村；公共管理；体系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在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战略中，产业兴旺固然是直接左右广大乡村人口生活水平的核心因素，而公共治理是决定农业产业化、科学化、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建设新农村不仅要大幅增加乡村人口的物质收入，还要建设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乡村生活环境，全力推动乡村公共治理水平加速发展。
1新农村建设视角下农村公共管理体系建设成就
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大幅提升
随着新农村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广大乡村地区的公共管理体系建设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是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大幅提升。例如许多偏远乡村和山村基本实现了通水、通电，改变了千百年来农村地区只能挑水吃、煤油灯照明的陈旧落后面貌。即便是在少数极端贫困地区，政府也通过易地搬迁的方式重新安置，使这些地区的村民从此过上衣食无忧的新生活。经过数10年基础设施建设，广大农村地区已基本实现了路路通和村村通，也就是实现了道路硬化与通信线路全覆盖，更有大量乡村地区实现了互联网全面普及。
政策性投入持续增加，夯实公共管理基础
随着“三农”问题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心，针对“三农”加大投入便成为近年来政策倾斜与扶助的核心。例如政府公共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已覆盖全部乡村地区，各地每年基于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开展的公共管理工作得到了越来越坚实的资金和资源支持，为广大乡村地区全面提高公共管理工作水平奠定了扎实的经济与物资基础[1]。
2新农村建设视角下农村公共管理体系建设的常见问题
法律支持体系建设不完善
新农村建设视角下，农村公共管理体系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也为未来“三农”发展描绘了极为可喜的前景。但一些更加偏远的乡村、山区与牧区，农村公共管理依然处于起步阶段，从制度、措施、资金、人员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和不足，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法律支持体系建设不完善。农村公共管理法律体系建设的缺陷主要表现为针对性和执行性不足，这是由于国内法律体系中专门针对农村公共治理的法律法规几乎处于空白造成的。现有的公共管理法律法规主要缘于城市的实践经验与现实问题而制定和完善，并不适用于乡村地区，农村不同所有制经济体出现利益纠纷时很难找到对应的法律法规进行调解和处置，农村地区的市场经济在监督管理方面缺少专项法律的指导。法律支持体系建设不完善的最大缺陷就是容易给违法犯罪分子可乘之机，也使奉公守法者出于安全等方面的担忧而不敢或不愿在乡村加大投资与生产。
资源投入系统均衡性与针对性有限
针对乡村地区和“三农”建设的资金与资源投入存在均衡性和针对性不足的问题。广阔的疆域和极不均衡的经济发展状态决定了不同乡村地区在“三农”发展方面存在千差万别的特点和需求，而战略层面的资金与资源扶持几乎无法实现面面俱到，只能在实践过程中不断进行改善和修正。这就造成一些地方的政策性投入出现“撒芝麻”“摊大饼”的均衡主义问题，也就是无差别的公共财政转移支付。表面上看这种平均化的投入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公平公正，实质上却降低了政策性扶持应当发挥的主导引领和激励推动作用。尤其是对经济发展落后、基础薄弱的乡村地区而言，对资金和资源的迫切需求需要管理层予以倾斜和照顾。过于均衡的投入显然难以满足特殊地区的特殊需求，在更大程度上制约了当地公共管理水平的提升[2]。
3新农村建设视角下农村公共管理体系建设的优化路径
加快法律支持体系建设，夯实依法治理基础
涉及公共管理的体系建设不能缺少法律法规的指引和依据。由于多年来广大乡村地区在经济发展、民生建设和公共管理等方面处于法律监管相对边缘乃至空白的地位，使农村发生农民、农户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现象。法律体系的建设为农村公共管理实现系统化与规范化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为农村提升公共管理服务水平提供更加明确和清晰的法律依据和指导。因此，新农村建设视角下，农村公共管理体系建设优化要重点加快法律支持体系建设，夯实依法治理基础。由于法律相对于实践工作的滞后性，应在现有法律体系基础上鼓励地方立法，以试点方式分步骤、分阶段推广普及。当前，全国性法律体系中与公共管理相关的内容多属于宏观战略的原则性内容，虽然足够高瞻远瞩，但在精细化、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等方面存在适应性较差等问题，尤其是对广大乡村地区越来越多个性化需求的契合程度明显不足。面对这种过于笼统的法律，农村公共管理常会陷入主观臆断的“泥淖”，容易因人而异出现认知误区和歧义。因此，地方性法律法规的出台迫在眉睫。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提高资源投入系统的均衡性与针对性
作为直接影响农村公共治理系统性建设的核心因素，政策性资金和资源投入对农村公共管理的科学化与现代化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为解决当前这一环节中的现存问题，各地应积极探索本土优化策略，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提高资源投入系统的均衡性与针对性。例如近年来部分乡村地区通过外部投入和内部发展已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为优化公共管理体系建设提供了相对良好的硬件条件，管理部门可以侧重于本地产业化发展带动，以自身“造血”的方式进一步提高本地公共管理的系统性和规范化，实现可持续发展。大力发展集体经济，通过乡村集体产业的利润收益或税收收入等，支持当地公共管理体系建设，提质增效，基于公共管理系统化和规范化反哺集体经济做大做强，进而形成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对仍处于相对贫困和经济实力仍相对薄弱的偏远乡村、山区或牧区，公共管理更加需要财政性资金支持。这些地区的主管单位应适度进行强化投入，通过外部“输血量”的增加助力公共管理水平尽快提升[3]。
加强教育培训，提高管理人员队伍的整体素质
农村公共管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公共管理体系不能缺少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能力的专业人才。不同于城市对人才的强大吸引力，不少乡村地区长期都是人才流出和流失的“重灾区”。多数年轻人外出学习或打工，更愿意留在条件优越的城镇，农村在逐渐成为人丁凋零的留守之地的同时，人才稀缺和匮乏成为制约当地产业发展和公共管理水平提升的主要原因。加强教育培训，提高管理人员队伍的整体素质至关重要。例如定期组织专家学者下基层为农村公共管理部门人员开展讲座或主题讨论，帮助基层人员提升理论知识水平，从而在后续工作实践中优化管理模式；轮流安排农村公共管理人员参加第三方专业机构组织的委培教学，逐步实现工作人员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为使农村公共管理系统建设起点更高、进步更快，有条件的地区应适当提高准入门槛，在挑选农村公共管理人员时制定学历、职业、资历等系统性要求。这种更高起点的方式可以从根本上改进农村公共管理人员队伍缺少中高端人才的状态[4]。此外，当前国家扶持“三农”的又一策略是以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大学生深入基层，这对农村公共管理系统建设人才队伍是一大利好。各地应充分利用政策红利招贤纳士，一方面，吸引更多高学历人才充实基层公共管理队伍，全面提升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另一方面，优秀人才是加快农村公共管理水平提升和系统构建的核心要素，是战略层面推动农村公共管理体系完善的重中之重。
乡村治理文章范文 第7篇
一、“街长制”工作开展实际案例
1、翟王镇西朱村班子通过把辖区划为四个卫生片区，一个苗木管理区，每个片区由一名党员与一名群众代表负责的工作方法，落实常态化卫生管理，每个负责人利用茶余饭后的时间进行村内巡查，对于乱丢垃圾等现象及时发现及时处理。西朱村这次管理模式创新打破以往镇政府每年布置一次大清扫的惯例，村里出资组织人员机械对村庄边缘地域范围100米内的道路、沟渠中的建筑、生活等垃圾进行彻底清理，村主任每天通过大喇叭、微信群进行卫生清扫布置安排，发动群众对屋边垃圾进行主动清理，使群众实际参与到环境卫生保护工作中来，提升群众对环境卫生保护工作的参与感、认同感、获得感。通过街长带头监督、群众亲身参与的方式，对辖区内环境卫生及垃圾堆放进行全方位监管吗，使破坏环境卫生的现象明显减少，干净有序的村庄环境能够维持较长时间；
2、北商村由村两委负责，将几条主要街道划为主战场，分别划分成若干网格分片包干进行监管，每周由街长带队上街集中行动两次，再把各街长制成员按路段进行分配，每人具体负责一小段，三位村干部对自己所负责街道进行全天候卫生治理情况进行督察，落实监管责任。
3、雹泉庙村结合本村实际情况，整合部分现有人力资源，以有偿制委托本村村警对辖区内垃圾污物的清理以及居民违规堆放垃圾情况进行及时制止以及上报，若出现没有及时制止或者没有及时提醒群众等失职行为，则由负责村警进行垃圾清理。由于本村街长为兼职，需逐步转变角色认知，树立‘街长’责任意识，切实领会“街长制”工作内涵，强化街长着力解决问题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共同推进街长制工作步入正轨。
二、开展“街长制”工作的目标
1、乡村垃圾全面清理，辖区内主要道路、公共场所、居住区清扫保洁到位，地面无明显污痕，无垃圾乱倾倒、乱堆放，无卫生死角。
2、基础设施规范整洁，乡镇道路及其附属设施完好，环境洁净有序，美化美观。沿街、沿路建筑物、店面无乱张贴、乱涂写。
3、卫生保洁长效机制健全建立，群众爱护公共环境的文明素养不断提高。
三、“街长制”初期工作开展的问题总结
“街长制”是对“河长制”的嫁接，要想让“街长制”同“河长制”一样产生出明显效果，起到推进乡村卫生治理的良好作用。在“街长制”的推进中，需进一步厘清一些主要问题。
1、“街长制”管理资金不足，“街长”一般由村委干部或党员担任，由于“街长”属于兼职而非专职，要避免“街长”工作与其自身工作发生冲突时导致对“街长制”的工作热情下降，就要做到对“街长”进行一定的工资补贴从而使其保持较长的工作热情。要保证“街长”抽出时间和精力来管理好自己的片区，就不能忽视资金问题，若资金不足问题得不到，“街长制”可能流于形式，无多少实质性作用。
2、厘清“街长”的职责职能。职责清则任务明，“街长”应主要负责乡村卫生管理日常巡查，督促村民履行“门前三包”，督促清理环境卫生“脏乱差”问题，整治垃圾乱扔、污水乱排、广告乱贴等问题；
乡村治理文章范文 第8篇
【关键词】互联网+；数字乡村；乡村振兴；数字鸿沟；发展路径
数字乡村不仅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1]。山东省在《数字山东发展规划（2018-2022年）》和《山东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政策文件中明确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互联网在乡村的快速普及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使城市和乡村联系越来越紧密，城乡联动、融合发展在技术上成为可能，但数字乡村建设才刚刚起步，城乡数字鸿沟仍然存在，还有加大的趋势，鉴于此，开展基于“互联网+”的山东省数字乡村发展路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山东省数字乡村发展现状
近年来，山东省数字乡村发展迅速，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数字基础设施全面提升。随着“宽带山东”战略的深入实施，数字基础设施支撑能力得到稳步增强，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运算速度和综合技术水平位于国内前列，全省所有城区、行政村实现了光纤全覆盖，城乡家庭互联网接入能力基本达到100Mbps，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也不断的得到完善，但乡村信息基础设施支撑能力亟需增强，农村尤其是偏远山村，因其居住分散且基础设施差，导致网络建设成本很高，运营商无法收回成本，不愿意建设农村网络，设备商提供商也不愿意花费精力进行农村网络创新方案的研究，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等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还不广泛。电子政务建设深入推进。全省政务服务平台基本实现互联互通，各服务平台的核心业务信息化应用加速，“一次办好”改革全面推进，基本实现了公众和企业网上办事“一号登录、一站受理、一网通办”[2]，全省政务信息系统集成整合共享工程明显提升了政府数字化管理和服务水平，但在农村，电子政务治理还比较薄弱，公共服务的数字化建设还需稳步加强。信息惠民水平大幅提升。在数字山东的带动下，智慧城市建设全面推进，农村宽带建设已普及，信息进村入户工程成效初显。在教育、医疗、养老和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的信息惠民政策宣传和普及、信息服务平台的使用及惠民水平都得到了大大提高，形成了城乡共享的优质教育文化资源，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农村数字发展环境持续优化。“互联网+”和市县级大数据服务平台的建设，使农村数字化发展环境持续优化，农业信息技术成果越来越多的得到转化和推广应用，但是不同地区之间差距明显。鲁西南是淘宝村集聚区，菏泽市淘宝村、淘宝镇数量位居全国前列，从地区分布来看，开展跨境电商的村主要位于沿海地区，特别是拥有外贸传统的城市，如青岛市等。同时电子政务标准及规范体系不断完善，网络空间法治化取得积极进展，显著提升了网络安全防护和处置能力[3]。
2山东省数字乡村建设存在的问题
城乡数字化鸿沟进一步拉大。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下，城乡“数字鸿沟”是山东省数字乡村战略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4]。传统意义上的城乡“数字鸿沟”集中体现在基础设施配套和公共管理措施上。调查统计结果显示：缺乏网络设备与上网条件、缺乏文化知识与上网技能两者相互作用和影响，共同构成了制约数字乡村建设的瓶颈[4]。由于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存在很明显的较大差异，城乡居民的互联网理念和对信息知识的应用就存在着较大差异，城乡“数字鸿沟”不断以新的形式呈现，其更多的是体现在对信息技术的掌握、理解和使用上，阻碍了农村培养数字化生产力的进程。还有一些地区在引导搬迁、撤并村庄时忽略网络设施和信息服务完善，促使了新的城乡“数字鸿沟”的形成。农村信息失联、情感失联、财富流失及空心化严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中青年农民都选择进城务工，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也逐渐增多。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留守儿童、老人和妇女对现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设备的应用很少，导致了乡村的信息失联以及情感失联。大量中青年农民的进城，使得农村土地也被大量闲置起来，无人耕种，加剧了乡村财富的流失，乡村空心化严重。这是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必然产物。农村数字化发展水平各地区不平衡。目前，我省农村数字化发展各地区很不均衡，发达地区与一些偏远、落后的地区农业农村信息化水平差距较大，农业信息技术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比例差距也比较明显。淘宝村的出现，破解了农村信息化的难题，缩小了城乡数字鸿沟，如：滨州博兴县、菏泽曹县和郓城县等、青岛市即墨等淘宝村数量都位居全国前列。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我省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我省移动宽带用户、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等指标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种植养殖、加工、集配、运输、仓储、营销、支付、消费等整个流程的数字化设施建设还比较薄弱，产地仓、冷链物流、信息网络、购销网点等方面的建设还需加强，智能电网、智慧交通、智慧物流、智慧农业建设任重道远。另外农村的互联网理念淡薄，缺乏网络设备与上网条件、缺乏文化知识与上网技能也是影响数字乡村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缺乏专业的人才培养机制和平台。在农村数字化建设中缺乏专业的科学技术指导和技能培训，没有完善的培训机制和管理机制。虽然在农村开启了社区教育实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有些数字化学习平台的构建还不完整，学习资源不丰富，根本无法满足学习者的需要。另一方面部分村民没有电脑和智能手机，不会上网也限制了数字化学习平台的使用，而且绝大部分人上网只是娱乐，对学习农业新技术不感兴趣。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比较低。“互联网+党建”工作开展不到位，村干部老龄化严重，党务、村务、财务不能实现网上公开，乡村现代化治理能力进程缓慢，“互联网+政务服务”不能实现乡村覆盖，缺乏“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的综合服务体系，乡村治理能力和体系亟待加强。数字技术和信息化建设带来的在线诊疗和在线教育等公共服务发展缓慢。因此利用互联网技术加强乡村综合治理能力，提高公共服务的数字化水平，使村民真正获得数字化带来的便利，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3山东省数字乡村建设的发展路径
加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乡村首先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资源配置，各级政府部门应响应《数字山东2020行动方案》，积极推动“百兆乡村”建设，统筹推进移动和固定宽带网络的IPv6发展，推动智慧广电网络建设，支持培育和引进开放的国家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和农业农村观测网络基础设施和应用体系[5]。继续加快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在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推广和应用，大力发展农村数字经济，推动农业领域的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发展进程，提升产业数字化水平，实现传统农业向数字化农业的转型。加快建设数字政府。在基础建设的同时还应加快建设数字型政府，加强各行政部门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办理，力推政务服务“一次办好”，并进行机制和体制改革，推进线上线下政务服务一体化。地方政府做好促进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供给工作，建立或者健全一套适合当地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政策，特别是要制定出一套适合当地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优惠举措，补足数字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制度体系，营造适合数字经济发展的良好制度氛围。同时，协调各级政府部门，为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主体提供必需的物质和资金支持，以此来引导和激励当地的数字经济发展。消除城乡“数字鸿沟”，建设幸福乡村。首先，加强乡村信息化教育，培养信息化技术人才，把握好“互联网+农业”的发展机遇，利用现代科技建设数字乡村，使农民得到更大的收益，愿意留下来，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数字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利用数字化、现代化设备来实现智慧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鼓励农民积极接触和参与到农村电商中去，彻底打破农民信息贫困锁定的藩篱，为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不断丰富乡村网络内容，构建数字乡村新系统，不断完善乡村信息化建设和农村数字产业，让更多的农民就地就业，使农民获得幸福感，改善农村信息失联、情感失联及财富流失等问题，建设幸福乡村，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真正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助力农村数字化建设的全面开展。加强信息化人才队伍培养。专业化信息人才的紧缺是数字乡村建设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已成为制约数字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本土农民是建设数字乡村的内生动力。首先，以本土农民为主，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目前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越来越多，农村中种地的人大量减少，大量的土地进行了流转，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形成了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趋势，因此，在发展农村数字经济的同时应提升农民的信息化素养，积极培育实现智慧化农业的新型职业农民。其次，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利用好各种培训平台，让农民成为懂信息、懂数据、懂技术的新时代农民，提升乡村信息化水平，进而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再次，建立健全人才培育、引进及激励机制，为各类人才到农村创业提供政策支持和良好的发展环境。构建乡村大数据平台。山东省大多数农村地区的数字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以及平台的信息资源的收集、加工、传输、服务不健全，涉农电商的发展空间十分有限。需要政府制定相关政策、规划发展乡村大数据平台，整合数据信息资源，加强乡村信息资源的共享、兼容和公开，利用“互联网+”模式建设具有乡村特色优势的大数据系统，借助大数据促进数字乡村的快速发展。数字乡村文化建设。在加强数字化基础建设的同时，还应加强数字文化建设，提升村民的信息化素养，尤其是乡村传统文化是农村数字化建设的灵魂，以无形之力推进着乡村数字化的进程。首先，改变文化宣传方式，除了采用传统的公告栏外，还可采用微博、微信、网站等各种形式实现农村各项政策和事务的线上宣传，在乡村营造起良好的信息化氛围。其次，在培育新型农民的各种培训中，加入传统文化的元素，使农民在接受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理念同时，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逐渐提高村民的数字化素养。最后，利用新闻网站、学习强国及各种媒体平台，宣传数字农村的建设，讲好数字乡村故事，形成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数字乡村建设的良好氛围。建立健全数字化乡村治理体系。在乡村政务工作和乡村治理中深化数字化建设。首先：利用互联网技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农村领导班子应改变传统思维，改变意识，从思想上树立农村信息化的观念，不断学习国家以及山东省关于农村数字化建设的相关政策和文件，并积极落实到位。其次：将农村的各类资源纳入到乡村大数据平台，实现资源的优化整合和数字化管理，建立“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的综合服务体系；再次：积极开展“互联网+党建”工作，定期开展党员信息化学习和培训，鼓励党员带领群众一起发家致富，探索农民在线交流议事模式，激发农民参与决策的积极性。最后：开展“互联网+政务服务”，真正实现党务、村务、财务的网上公开，推动形成积极互动的农村基层自治体系，建立健全数字化乡村治理体系。
4结语
目前我国正处在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山东省将数据和信息融入乡村振兴全过程，统筹推动城乡信息化融合，加快推动山东数字乡村建设，使网络信息化在全省农村社会的影响不断扩大。论文在分析了山东省农村数字化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深度挖掘乡村数字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农村数字化发展的路径，以期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静.分四阶段扎实推进数字乡村建设[R].经济日报,2019-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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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毕耕.”软硬兼顾”解决数字乡村发展难题[N]._,2019-09-25(11).
乡村治理文章范文 第9篇
关键词：城市化；乡村社会；嬗变；对策
基金项目：城镇化进程中家庭农场“谁来种地”的破解路径，2014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课题（JRS-2014-9003）；河北省引进留学人员资助项目（C201400167）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月12日
前言
《_国家标准城市规划术语》对城市化的定义，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国家_数据显示，2011年末中国有城镇人口69，079万人，城镇人口首超农村；截至2013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73，11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929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城镇化人口的过半表明中国经历了史上最为壮观的城市化进程，目前这一进程开始呈现一种从增速到减速的过渡状态。不能否认城市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人口集聚、财富集聚、技术集聚和服务集聚的路径，也是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组织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及价值观念转变的助推器，导致了社会进步、经济高涨，城市改观和理念重塑。然而，在人口、生产要素和产业加速向城市聚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来各方面的矛盾与冲突，首当其冲的是广为诟病的“伪城市化”――人员的流动并没有实现权利和福利的同步流动，即涌入城市的乡村人口并没有真正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相对于城市的高速发展，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户籍、住房、教育、医疗、保障等制度建设有待完善；其次与城市化伴生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公共资源的匮乏、收入分配不均等社会问题。在广阔的农村天地，受城市化浪潮的巨大冲击，存在了几千年的乡土中国，经历着小农经济体制的建构、文化制度的变迁和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如何化解当前乡村社会的转型之殇？乡土中国的生命如何得以延续？
一、乡土社会的嬗变
先生曾指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就世界范围来说，工业化、城市化是社会前进的必然选择，经历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进程后，乡土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一）乡村空心化日渐加剧。近年来，城镇化、工业化的持续推进，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外流”，涌入大中城市及其郊区，农村人口显著减少，不少远离城市的村庄普遍出现人走房空现象，由此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大量的宅基地及地上房屋常年无人居住，甚至坍塌损毁，这些小而分散的宅基地已成为当前农村环境整治的“顽疾”。由于青壮年外出务工或经商，耕作方便的田地由朋友亲戚代种，一些离家远、耕作不便的田地只能任其荒芜。大量耕地抛荒造成宝贵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根据_调查，农村每年撂荒耕地近3，000万亩，存在了几千年的一家一户小农经济开始解体，为国家粮食安全埋下隐患。近几年我国交通体系尤其是高速、高铁的明显改善，城乡人员互动增多，信息网络覆盖面逐渐扩大到城郊地区，先进的外来强势文化日益渗透到乡村社会，家庭意识日渐淡薄，恋土情节趋于弱化，延续几千年的乡土文化日益边缘化甚至有逐渐消失的危险。城市化导致乡村人口空心化，进而逐渐演化为人口、土地、产业和基础设施联动空心化，最终形成乡村的“空心化”。
（二）留守之殇。目前，每年大约有1，800万来自农村地区的人口进入城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背井离乡到城市打拼，导致乡村人口年龄和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留守人员多为老人、妇女和儿童。尹延庆认为，当前农村留守人员呈现“四化”特点：留守劳动力女性化、留守家庭老龄化、留守情感淡漠化、留守环境复杂化。据2013年全国妇联《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6，万，占农村儿童，占全国儿童。农村留守儿童年龄结构发生变化，学龄前儿童规模快速膨胀。学龄前农村留守儿童（0～5岁）在农村留守儿童中占。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6～14岁）学龄阶段儿童在农村留守儿童中占。据2011年统计数据，中国农村留守老人达4，000万，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加速发展。作为一个“庞大”的、特殊的弱势群体，三留守人员的身心健康令人堪忧。就留守儿童而言，父、母或双方常年在外，处于“准单亲”或“准孤儿”状态的留守儿童交由老人或亲朋好友代管，缺乏有效监护，长此以往与父母感情疏离，容易孤独与无助；学习之外留守儿童还要承担家务劳动，照料祖辈和弟弟妹妹；一些儿童由于教师关注度不够和学习压力大等原因，性格孤僻抑郁，缺乏安全感，普遍存在自卑感和逆反心理。总体而言，留守儿童普遍存在生活失助、亲情失落、学业失教、心理失衡、安全失保等问题。与留守儿童相依为伴的留守老人也面临着沉重的生活负担，负责家庭生活供养、农业生产投入、看病就医等支出，田间劳作之余抚养孙辈，学识有限导致隔代教育问题突出。子女常年在外，空巢老人缺乏及时的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精神慰藉等基本服务，其中不乏孤独离世无人知晓和“小病忍、大病拖”的悲剧。
（三）乡村社会失序。乡村社会秩序亦即村庄内生秩序，主要是指村庄在自身所处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背景下，经过长期实践与沉淀所自发形成的能为大多数村民所接受的日常行为准则和状态。乡村秩序是指乡村的社会结构要素之间平稳有序的互动，乡村社会处于均衡与稳定的状态。村民是当代乡村社会的主体，客观上需要与外界进行物质、文化、精神交流活动来保持自身生存与发展，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倚借于稳定而和谐的乡村社会秩序，即乡村社会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环境和谐，村民生活幸福，身心愉悦。梁漱溟先生认为，传统中国的乡村社会是伦理本位下的关系社会，儒家伦理道德是构成乡村社会关系的核心理念，社会利益关系从属于伦理道德。受工业化、城市化浪潮的冲击，处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社会正经历着从传统的伦理社会转型到市场社会，即原有的伦理本位逐渐被利益本位所取代，市场交易和谋求利益成为人们构建乡村社会关系的基础，乡村社会集体意识悄然崩塌，价值理性和传统理性让位于工具理性，延续几千年的传统信任关系正被不公和不法所瓦解，勤俭持家的观念被短视的消费文化所刺激，人与人的关系正在变得紧张而缺乏温情，乡村的伦理秩序悄然发生异化，不少乡村地区频现伦理危机。具有“空巢之乡”的河南夏邑县业庙乡陈庄村10余名留守老人连续遭受达3年之久，这不仅是社会的耻辱，道德的沦丧，也折射出留守之殇。无独有偶，留守女童也成为一个容易遭受的“重灾区”。山东东平女生“浮出水面”，这仅仅是众多留守女童悲剧的“冰山一角”，此前早有资料显示，在过去三年里，广东就有逾2，500名女童被，其中近半在14岁以下。而且女童者是熟人，被侵犯的留守儿童则占到半数。广东一省已是如此，如果把视野再拓宽到外出务工者众多的其他省份，被的留守女童一定会是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6月28日下午，河北一8岁男童晓辉遭11名同学围殴致死，涉事同学均不满14周岁。据了解晓辉6岁即遭母亲遗弃，父亲在外打工，平时在校内屡遭高年级同学欺负。晓辉的悲惨遭遇不过是留守儿童群体的缩影，孩子们为城市化进程付出了沉重而惨痛的代价。施暴的同学闲来无事在村内找人打着玩儿说明了这帮少年的无知与暴力至上，打人犯法、对文明规则的尊崇、对生命教育的敬畏似乎从来不曾存在于他们心中。道德的沦丧、良知的泯失、法律的无视加剧了中国基层乡村社会的秩序混乱。
近年来，由于征地、土地流转、拆迁引发的基层官民矛盾日益突出，官民纠纷成为当前困扰中国乡村社会的痼疾，并有激化和失控的趋势。仇官情绪、拆迁血案、官民对抗等群体性暴力事件无疑是对传统行政体制和权力制度的挑战，严重危害到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滚滚向前的城市化步伐，不能继续以牺牲乡村的土地、褫夺乡民的权益为代价，更不能用人伦道德、法纪纲常、乡民行为方式和家族观念为赌注。
（四）新生代群体――混混的横行。曾一度销声匿迹的特殊群体――“混混”，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加速的城市化进程在乡土生活中得以复兴。这些“吃喝玩乐样样精通，田里农活一窍不通”的年轻农民不读书、不务农、不经商、也不打工，整天游荡玩耍，小偷小摸，成群结伙，打架肇事。日益成为乡村社会主导力量的这些农村新贵，其出现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原因：一方面他们脱胎于第一代留守儿童，父母外出务工，缺乏对子女的管教，亲情疏离导致留守儿童情感淡漠，我行我素，放荡不羁，由于缺乏基本的生存技能和知识，游手好闲，逐渐误入歧途；另一方面村庄的“空心化”导致老幼妇孺留守家中，他们缺乏基本的人身保护常识以及抵御外界风险的能力，即便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敢怒不敢言，忍气吞声，客观上为黑恶势力滋生了发展空间。在一些地方，地痞恶霸横行乡里、鱼肉乡民，甚至对基层权力组织形成一定的控制，出现“组织真空”，村民自治和基层行政治理体系遭遇双重破坏，乡村社会陷于失序状态，生活在乡村底层的弱势群体，自然沦为混混掠夺和侵害的对象。
二、对策
城市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对乡土中国的影响与冲击应理性分析，积极应对。
（一）破解乡村空心化。乡村空心化表面上是由大规模的农村人员向城市的迁移引发，实质上是相对于其他产业农业的竞争吸引力弱，农业和农村投入产出率低，农民种地赚不到钱，谷贱伤农，大大挫伤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宁愿到外地务工也不愿回家种地，宁愿良田被征用也不要守候家园。种地增产不增收，更加剧了人员外流，让农民回到土地上难，在土地上赚钱难上加难，由此形成一个不良循环。治理乡村空心化，首先从优化土地利用规划入手，探索农村土地整治技术体系与政策体系，整合现有土地资源，加快土地流转，提高土地利用率，积极培育新型农业，加快农业传统生产功能向观赏、科普、休闲、度假、体验功能转变，开发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辅以完善的资金扶持、技术引导、政策优惠，提高农民的务农积极性，推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水平，确保农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当前，农村劳动力的断层集中表现为农村留守人员的老龄化和农业素质不高，这也是良田抛荒、农业凋敝的原因之一。当下应在乡村开展全面培训，提高务农人员的知识、技能水平，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使留守人员农业职业素质显著高于迁移人口素质，遏制农业劳动力结构失衡，确保农村土地对劳动力的需求，农民增收、农业增产。
（二）关爱呵护留守人员。作为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留守人员的生存困境已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关爱留守人员需要社会、政府、学校和家庭各方共同发力，齐抓共管，营造一个和谐而温情、平等而友爱的大家庭。
一是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从法律制度上切实保障留守人员各项权益。
二是健全管理体系。建立由基层政府主导、各级指导、部门联动、村民参与多位一体的基层管护体系和涵盖治安、生产、生活、教育、医疗等在内的长效工作机制，全面提升基层乡村的管理水平。
三是健全服务体系。完善基层公共服务设施，成立服务型社区。加大对体育、娱乐、文化、保健等服务项目的扶持力度，改善留守儿童成长环境，由心理辅导老师组建留守儿童成长中心，定期开展心理教育；引导留守妇女参与各种文艺团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提升幸福感；定期走访空巢老人，给予精神慰藉和生活服务。
四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基层社区医疗服务设施，改善就医条件，加大乡村医疗救助补贴，为留守老人提供健全的就医、托管和护理服务。
（三）乡村社会失序。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指出，乡村建设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关爱留守人员，保障各项权益及身心安全必须完善乡村各项建设。
1、文化建设。在乡村社会重建一个符合现代价值的文化伦理，用最朴素最原始的人伦纲常建构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体系、道德标准、行为规范，着力提升乡民共有的人文情怀。乡民做到自我约束、彼此约束，学会怜悯、学会敬畏生命、敬畏存在。乡民之间互助友爱、共同抵制道德滑坡、良知沦丧等事件，守护心灵净土，共建精神家园。
2、基层法治建设。利用各种形式普及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培育乡民的法律意识，乡民不仅知法、懂法、守法和遵法，更要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益。强化基层组织的法律权威，法治严明，执法为民，切实保障乡民的公共安全。否则乡村社会难免深陷“强人治村”或“地痞治村”的泥潭，乡民因受制于自成气候的“南霸天”或“混混”，最终会生活在一片没有文化和法治的“无人区”，黑恶势力胡作非为的后果只能由乡民买单。
3、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实施农村道路、农村能源、农田水利等方面的投资建设进程，努力改善农村生产条件及农民生活环境，打造便利快捷、环境优美、安居乐业的社区，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回家乡创业置业。
4、乡村社会保障机制建设。努力推进农村医疗、农村养老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加强政策引导，鼓励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和改善留守人员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建立对特定区域、特定人员的救助帮扶机制，切实有效地提升留守人员生活质量。
5、乡村内生机制建设。加快农村特色产业发展步伐，扩大就业渠道，培育良好的创业环境，吸引外出人员返乡创业，共同致力于发展本地经济，实现“重返家园、情归故里、福泽乡野”的美好愿景。
三、结语
城市化是一把双刃剑，在享受其带来的社会进步和文明成果的同时，也要正视其伴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其引发的乡村社会的嬗变，更要理性分析，科学决策，多方共同发力、多措并举，确保乡村社会在城市化进程中得以顺利、平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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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文章范文 第10篇
一、以医德医风质量考评为抓手，狠抓医疗质量管理。
建立健全医疗质量管理机制，医院成立了以主管院长为组长的医护质量检查小组，重点对病历书写制度及规范、三级医师负责制及查房制度、疑难病例讨论制度、术前讨论及手术审批制度查对制度、合理用药、合理治疗、合理检查等制度和焦点问题进行监督检查。坚持每月开展处方点评和各科室质量考评。共处方点评数255张，住院病人的病例实行主管院长遂一点评把关。我们还邀请上级医院外科、手术室专家来我院进行业务指导和讲座。使我院医院医疗质量管理水平和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更趋于规范化。全年门诊人次24192，住院人次946，业务收入217万。
二、巩固文明单位创建成果，争创文明单位标兵。
今年以来，我院高度重视文明单位标兵创建工作，把创建文明单位标兵作为医院建设发展的重要目标，按照上级文明单位标兵创建工作要求出台了一系列创建规划和措施，持续深入地抓创建工作，有力促进医院各项事业的发展，以“学雷锋活动”、“读书学习”、“勤俭节约”“优质服务”等活动为载体积极开展内涵丰富的各项活动，大力提高了院内干部职工思想道德文化素质，转变了服务理念。
三、加快推进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今年累计筛查出慢性病病人937人，其中高血压病人831人，糖尿病病人106人，重性精神病人53人，慢性病管理率达100%。儿童健康管理率100%，孕产妇健康管理率100%，高危孕产妇管理率100%；体弱儿管理率100%。疫苗接种率100%，召开乡村医生例会24次，开展卫生法律法规及预防接种相关知识培训12次。
四、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正常运行。
全镇累计完成乡村两级门诊补偿22156人次，补偿金万元，住院报销946人次，报销金额118万元，往年比较，补偿人数和补偿比例得到明显提高.
五、药品“三统一”工作稳步推进。
截至12月底，我镇1个卫生院、9个村卫生室“三统一”药品使用率100%，共报送计划36次。卫生院实现配送35次，使用“三统一”药品 236个品规，购进金额150万元；村卫生室实现配送30次，使用“三统一”药品124个品规，购进金额31万元。卫生院目前使用的“三统一”药品占总品规的100%，村卫生室占100%。卫生院回款率100%，村卫生室100%元。
六、乡村一体化管理工作稳步推进，村卫生室建设逐步加强。
我院在乡村一体化管理上切实做到“六统一”规范管理，村级财务公开透明。今年，在上级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了卫生室的医疗设备和办公条件，不同程度满足了当地群众看病就医的需要。卫生院成立了村镇一体化考核领导小组，每村确立一名医师为镇村一体化管理责任人，并兼任签约式服务的管理员，与村卫生室采取一对一的联络方式，使镇村一体化工作落到实处。
七、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保障各项工作平稳运行。
乡村治理文章范文 第11篇
今天，依照上次环卫通报例会的布置。对中心城区环卫管理工作进行了第一次分类考评。刚才，同志对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公厕、内河管理情况逐一进行了点评，并通报了对12个办事处、7个环卫作业公司的考评意见，考评很认真，问题找得很准，都同意。下面，重点就分类考评工作讲三点意见：
一、提高思想认识
从三年多的运行情况看，分类考评是乡镇创建工作中总结出的重要经验之一。应该说比较科学、操作性强、效果很好，对促进乡镇创建整体水平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将这一经验运用到中心城区环境卫生考评上来，认为很有必要。
其一。通过实施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和公厕的环卫管理体制改制，中心城区环卫管理的长效机制正在逐步形成。但在管理实践中，因考评工作不够规范、不够有力，而造成环卫管理不到位的问题还时有发生，影响了乡村整体卫生形象。实施分类考评是环卫长效管理机制建设的重要一环，能够更加直观地反映各责任单位的管理绩效，有利于增强各责任单位的责任感、荣誉感，形成创先争优的良好局面。
其二。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于今年5月份对我市中心城区精细化管理工作进行了考评调研。今年下半年，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还将组织专家对全省乡村和县城精细化管理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在全省范围内进行通报，并作为评选“河南省最佳宜居城市”依据。环境卫生是乡村精细化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第一印象。因此，实施分类考评，不只是提高环境卫生管理水平的需要，也是乡村精细化管理的要求。
其三。但创建工作一刻也不能松懈。根据书记的要求，近期我市将全面启动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工作。创建卫生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是其最重要、最基础性的工作。因此，必需从现在开始，强化环卫管理措施，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为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打下坚实基础。
二、严格考评要求
不只要在会上进行点评，对12个办事处、7个环卫作业公司的分类考评情况。而且要在新闻媒体上通报。因此，考评工作中，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严格考评要求。
一是检查要深入。对考评的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公厕和内河。坚持深入实地，做到走到看到记到真正通过检查来总结好的经验，发现工作中的问题。
二是评分要细致。为了体现分类考评结果的公平公正。除市联兴办每月对城区环卫管理情况进行23次明察或暗访外，市环卫处、市内河治理办公室、各区联兴办和市政管理部门还要根据管理职责分别进行检查评分。之后将各方面的打分情况进行汇总，通过加权平均来计算最终的分值。因此，每一个环节的评分上，都要实之又实，细之又细，严格依照评分规范，公道、公平、公正，不打“人情分”确保考评结果真实、准确。
三是结果要运用。分类考评结果分为“好、较好、一般、较差、差”五个档次。市联兴办都要记入台帐，作为被考评单位年度或阶段性总评的依据，严格兑现奖惩，真正达到激励先进、鞭笞落后的目的
三、注重工作实效
主要目在于促进工作。对于每一次检查考评发现的问题，检查考评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都不能简单地通报了事，一定要抓好整改落实。
首先。敢于较真、不护短，切实把当前的问题找准。比如本次检查中发现的局部路段市场垃圾污水外溢问题、早夜市摊点占道经营问题、垃圾清理不及时问题、内河清理不到位问题、内河桥涵下管线悬挂垃圾、杂物问题等等，都要逐一汇总，提出整改要求和时限，确保问题整改落实到位。
第二。被检查单位要正确对待，决不能把检查组指出问题当作“挑刺”而是把检查组指出的问题作为我推进工作的手段，举一反三，认真分析，做好自查自纠。
乡村治理文章范文 第12篇
今年，文大叔早早就对苗年开始期待，还和邻居们讨论到底会有多少游客来到寨子一起吃长桌宴。他家的民宿从春天路边野花盛开，一直忙到国庆稻米收割，过去几十年从来没有这么多人来到过龙塘。
穿过山中薄雾进村，吃过龙塘鱼酱的人，都说“龙塘不错”。
龙塘是融创中国深度参与乡村振兴的案例之一。2018年融创中国联合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进驻帮扶，2019年全村脱贫成效检查通过，2020年帮扶成果移交，2021年融创宣布继续支持龙塘乡村振兴工作。曾经被千米海拔深山“封印”，大部分青壮年流失到广东、福建、浙江、北京打工，老幼留守、村落衰败、年关冷清的百年老寨，复活了。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振兴是在脱贫攻坚的基础上再向前一步，为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推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图景实现。
融创中国之前积极参与了13省21村的帮扶工作，2021年又深度参与乡村振兴，并从龙塘的乡村振兴实践中总结经验，在重庆中益乡、延安万庄等大量帮扶项目开展中进行补充迭代，归纳了基于企业责任和自身资源的融创乡村振兴模式：通过文旅切入，实现“四推动、五振兴”，切实助力乡村在产业、组织、文化、人才、生态维度上全面振兴。
以文旅带动一产、二产，打牢产业基础，推动乡村产业结构优化
农村穷，是因为产业弱。据统计，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在世界范围内处于偏高水平，意味着我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城乡产业差距是导致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大部分农户为了保障生活水平，不得不外出打工。人才外流，又进一步削弱了乡村的产业基础，尤其是在偏僻地区。
建立合理的产业体系，成为改变乡村现状，实现乡村振兴的主要抓手之一。融创在龙塘村的帮扶过程中发现，此前因为交通闭塞，龙塘保留了良好的自然资源，且有完整的苗寨村落风貌和苗族的人文环境，具备做文旅乡村的基础。
而融创自身在文旅产业方面有技术优势和运营基因。因此，“文旅切入”成为龙塘乡村振兴的第一落点。融创依据龙塘自然人文资源，定制了观光游+苗乡生活方式深度体验的多层次文旅产品体系。
常年在雷山县城打工、老房闲置的村民文武家和另外一家贫困户的房子被融创与友成基金会帮扶项目组整体翻修，改造成荷塘雅苑、粮仓楼，做成了示范民宿。并因此带动了村里15户村民相继自发改造了自家老房子，开起民宿和商店。
融创又联合知名设计师孟凡浩建造了“龙塘山房”这一高端民宿IP，和村民家的民宿形成产品错落搭配。大体量民宿形成配套，龙塘的村容、道路、居住设施也得到规划、修整和升级，龙塘也具备了接待游客的前提条件。
改造好“硬件”，经过企业自身资源和平台导流，大量游客涌进龙塘和村民们一起过上苗年、鱼冻节。预计2021年全年，龙塘接待游客数量将突破万人，为龙塘带来三百万元左右的收入。有了客流和知名度，再加上文旅产业建立之后部分青壮年回归，龙塘的产业被真正激活。
在此基础上，融创联合友成基金会又对龙塘村产业进行了调优升级。一方面，支持龙塘的农业产业优化升级、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协助龙塘打造“龙塘好物”自有农产品品牌；另一方面，通过消费扶贫方式，打通推广渠道，带动龙塘村合作社销售本地鱼酱酸、茶叶、玫瑰花等产品的市场化运转，形成可持续模式。
农村是中国传统生活方式和民俗文化的“博物馆”，像龙塘这样的少数民族聚集区不仅具有数百年历史，还保有有自己独特的技艺和文化习俗。因此，融创在龙塘挖掘苗乡非遗文化，通过技艺、技能培训打造“绣娘团”和扎染、苗绣等文化特色产品，搭建文化产业，增加龙塘产业体系的立体性和体验感。
建立产业体系是融创乡村振兴模式的抓手。通过文旅切入带动一产、二产，龙塘形成了旅、农、文乡村“新三产”的跨界深度融合，用产业化思维推动了龙塘产业结构优化。通过产业带动，一方面增加了农民收入，并打造经营性收入、工资收入与财产性收入的多样化增收体系；另一方面，调动了村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形成安居乐业的乡村新生活方式；此外，还通过产业化运作，增加了公益触点，拓展了公益场景，让更多人有机会参与到乡村振兴中。
建设乡村治理体系，强化人才支撑，推动可持续运营
2018年12月，龙塘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成立。之前在外打工、夏天才回村的文远胜看到村里的新变化之后，决定留在村里，加入合作社。文远胜的父母强烈反对，但他自己则异常坚定。
合作社组织开展了生态稻米种植和销售试点工作，文远胜和另外6名村民积极响应。今年他们种植的 亩红米，亩香米，预计产值可达万余元。除了村里的经营性收入，种地的收入也提高了，又可以陪着家人孩子，文远胜的生活有了富足感。
组织村民开展生态稻的种植和销售试点，推动农业产业的生态化发展之外，融创和友成基金会帮扶项目组还以合作社为基础，带动成立了非遗发展小组、社区应急响应队、导赏员小组、民宿发展管理小组等，通过一个人带动一批人，通过一批人影响一村人。
非遗工坊成立的时候，在外打工的潘晓芬也和丈夫回到了龙塘。她很快成为非遗工坊第一批参加培训的“绣娘团”成员。她们的蜡染、苗绣产品，现在已经成了村里的特色旅游产品。潘晓芬自己在今年也成了非遗工坊的负责人，开始培训更多年轻女性成为“绣娘”。
没有产业引不来“金凤凰”、留不住“能人”是以前乡村的痛点。现在的龙塘有了产业体系，人才能不能跟上、有没有成长空间、愿不愿意留下来成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在龙塘村，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在融创和友成基金会的指导下成立，之后又以合作社为示范，引导村民自发组织了各类经济、技能培训、文娱、公益小组。帮扶项目组还展开了一系列培训，这些培训包括了餐厅和民宿的运营管理、蜡染和苗绣的技艺技能学习、非遗文化和非遗产品的市场推广、生态农产品的种植技术，以及合作社等小组的管理知识和龙塘旅游产业发展的各项机制等等，逐步培养提升龙塘村民的运营和市场开拓能力，达到“授之以渔”的效果。
合作社资金互助小组也在融创与友成基金会的推动下成立。通过资金互助的方式解决村民在生产经营和生活提升方面碰到的资金问题，同时又将利息收入归还于龙塘，用于敬老社员的生活改善。
龙塘的生产、管理方面有了组织协作体系，过去农户自给自足、各自为战的状况被改变，村民之间再也不是“小散”关系。通过生产经营管理培训、职业技能培养、资金互助，龙塘的村庄治理能力也得到提升，有能力的村民也可以在新的体系中找到位置，发挥更大作用。村民有了成就感和可持续运营能力。
在中益乡，融创捐赠建设初心学院，联合清华大学开展党建引领、组织振兴工作。清华大学乡村振兴重庆石柱远程教学站、清华大学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在初心学院挂牌，面向党政干部、企业管理者举办高层次教育培训，加强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提高治理能力，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
以初心学院探索“党建引领”，不仅让中益乡实现了组织振兴和人才振兴，教学基地的模式也搭建了中益乡和校企资源的长期联结路径，形成了开放性的人才培养体系。
融创认为，乡村振兴模式中，产业是实现目标的路径，人则是一切的基础和源点，通过人才培养激活人的因素，才能激活乡村的内生动力，推动乡村产业和治理体系的可持续发展，这是融创乡村振兴模式的关键。
改善人居环境，复活风俗风貌，推动人文宜居生态
乡村和城市的主要差距体现在现代化程度上，但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具有其独特性，大量民风民俗和建筑风貌还带有文化的传承功能，需要被充分尊重，这是融创开展乡村振兴工作的原则性前提。
例如，龙塘是一个拥有千年历史的传统村落，至今保留了大量传统建筑。全村285户中有苗寨吊脚楼200余座，其中一百年以上的传统建筑就有9座。村里还有大量古树和一口_井，每逢新年和嫁娶，龙塘人都会去古井挑水取一个好的寓意。
位于石柱县武陵山区大风堡原始森林深处的中益乡，是土家文化的传承地。融创联合清华大学设立了非遗研培点，启动非遗传承人研培计划，针对本地百姓和相关爱好者提供技术培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
文化是乡村生活方式中不可缺失的精神内容和身份认同。融创认为，尊重乡村风俗风貌，才能达成乡村振兴的真正意义，实现乡村和城市的融合发展。
因此，融创在乡村振兴模式中，会先对乡村的资源和文化进行摸底和系统梳理，做因地制宜的文化激活，不搞标准化设计，不建“欧洲村”，不盲目推进现代化，重点做人居改造和历史人文特色景观带的打造。
在被帮扶之前，龙塘村委会主任文冲有一个心愿：改造之后的龙塘仍“保持原有的生活形态，不走过于商业化道路，而是做成一个苗家生态核心博物馆。”
龙塘帮扶建设期完成并运营迄今的一年内，文冲的愿望实现了。龙塘的传统习俗和文化被相对完整地保留下来，苗年、鱼冻节、吃新节等重要节日比以前更加热闹，游客们来到龙塘和村民一起跳芦笙、抓鱼、斗鸟、拔河、赛苗歌、斗牛，还喝上了村民自酿的米酒。住吊脚楼、深度体验龙塘的民俗文化已经成为最吸引游客们的旅游项目。
在重庆中益乡，融创根据村里的生态和历史文化，捐赠打造初心学院、毕兹卡里、中华蜜 蜂谷、伴乡原宿四大项目，带来了中益乡基础设施的巨大改善。一套绵延 6 公里的景观谷地在“乡村地文化渲染+旅游产业唤醒”理念中，复原了中益乡的土家文化和乡村文化，同时融入红色主题游，打造旅游体验和文化教育复合功能空间，让它成为了被激活的中国传统村落人文宜居新样本。
通过乡村振兴复活传统村落和文化，提供一个区别于城市的美好生活样本，这是融创做乡村振兴看到的另一层重要意义。
做好教育帮扶，提供多样化教育支持，推动下一代看见美好
乡村化的生活方式和城市生活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但乡村的教育资源和城市的差距却显而易见。因此，教育帮扶是融创乡村振兴模式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教育扶智方面，融创将英苗培养计划带进大山，用教育的力量让龙塘的未来焕发生机，嫁接自身文旅及文化资源，打造“一进+一出+全面探访”的助学模式，更深度、长线地为龙塘等乡村的孩子提供多样化教育支持。
针对乡村学校教育设施、教学器材等硬件和课程落后、信息“软资源”鸿沟两大方面的不足，融创一方面通过捐赠教学器材、改善学校设施，提升学校的课堂教学质量；另一方面通过募集网上名校精品课程，搭建英苗书屋，邀请部分师生代表走出大山体验外面的世界，开拓师生视野，建立信息获取渠道和意识；此外，融创还通过教育基金方式给具备特定条件的学校、学生提供更多维度支持。
通过教育帮扶，让乡村的孩子亲身体会到爱心的温暖，发现更美好的世界，对未来抱有信心和希望，这是融创做乡村振兴的一点心愿。
乡村治理文章范文 第13篇
一、当前农村组织存在的问题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组织化的社会基础。尤其在农村，要在尊重农民权利、保护农民权益的基础之上把农民组织起来，因为“现代的个体都是权利主体，它们之间因权利而平等，彼此之间的联系只靠契约建立。为了实现权利，大规模的社会组织和普遍的社会交往成为必需”。。然而，在我国，农民的组织化水平仍然比较低，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我国农村社会，非正式组织的数量少、种类单一。有学者把我国农村组织分为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认为“在我国农村社会，正式组织包括乡(镇)党委、乡(镇)政府、村支部、村委会等；非正式组织则主要包括宗(家)族组织、宗教组织、农民自发的维权组织以及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等”。。然而，就我国广域的农村社会和庞大的农民数量而言，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数量显然很少，组织种类也比较单一，不能满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第二，从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发展趋势上看，一些组织出现衰微趋势，而一些组织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还不稳定、不成熟。首先，就农村社会中的宗族组织而言，虽然宗族组织和宗族观念在我国根深蒂固，仍会在以后很长时间影响基层农村社会，但是随着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变化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民工潮的出现，因为农民再也不会被固定在生他养他的血缘和地缘社会，宗族势必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千年基础”，因此，宗族会不断地瓦解，不断地浑蚀其固有的劣根性。其次，对于农民的维权组织来说，只能算是一种临时性的组织，它为维护农民的权益而成立，一旦所要求的权益得到解决便自行解散。至于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由于它产生时间短，所以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成熟，而且数量也很少。只有宗教组织在农村社会迅速复兴，填补了人们的精神需求，农村成为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人教人数不断增加，但即使这样，宗教组织也没有成为农村社会的主导组织。
第三，就正式组织而言，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组织的治理效能不理想，没有发挥应有的组织功能。首先，从国家与社会层面上看，由于农村实行和体制的解体，以及国家在农村推行“乡政村治”，农民开始自我管理，实行村民自治，国家_与农村社会逐步分离，尤其在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以后，村民自治组织由于缺乏必要的财力支撑，难以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已经影响了村民自治的有效运行。其次，从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运行机制来看，“村两委”相互掣肘，影响村级组织的有效运行。《_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而村党支部作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这样，“村两委”在行使公共权力时就难免产生矛盾和冲突，“在这个问题上，抱怨是双重的，党支部方面认为村级直接选举削弱了党的领导，村委会方面认为组织法不落实”。加之“组织体系的制度化水平不够，组织运作的规范性、统一性、灵活性还都很差”，因此，“从改革之初到现在……一套真正体现乡村经济社会内在要求的组织体系还远没有建立起来。……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并没有带来组织体系的适应性提高，也没有有效地保障乡村社会经济的协调运行”。。最后，从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组织与村民的关系上来看，农民对村级组织的疏离感加剧了。“从乡村生活的观察出发，我们没有办法得出基层组织对于农民的服务越来越好、农民对于基层组织越来越亲的整体判断。相反，农民和基层组织的疏离感加剧了。”这已经被一项“农民对村组织、村干部的信任程度”的调查所证实。
从一些数字可以看出，村民对村组织和村干部的信任程度主要集中在“有点不可信”和“有点可信”之间，村民并不怎么信任村干部和村组织；更严重的是，在农村社会的实际生活中，一些村干部腐败、不检点的行为也引起了农民的极大不信任甚至是反感。因此，村干部和村组织在村民中的威信并不高，其管理活动依靠的不是权威而是权力。农民对村干部和村组织的不信任，大大地阻碍了“村两委”组织功能的发挥和乡村治理的效能。但是，“客观地说，基层组织在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是强大而积极的，但比较而言，在治理方面的努力就差强人意。或者说，目前的基层组织体制，如果说在动员和组织经济方面是有效的，那么在改善乡村治理方面，是基本不相适应的。所以，改善乡村治理，首先要反思和检讨的，是改造基层组织体制”。“基层组织改革必须有大动作。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在的任务是要再造基层组织体系”。再造农村社会基础，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
二、农村(民)组织在农村基层的重要作用
当前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状况，为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创造了非常好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我们要在现有的农村经济政策的空间里改造基层农村社会基础，逐步解决“三农问题”，在农村社会建立各种形式的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这有利于促进基层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具体体现在：
首先，在基层农村政治建设上，农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公民民主意识的成长，有利于农民利益表达和民主参与过程的有序化、制度化和对国家权力社会监督的机制化。从民主管理的角度看，农民组织可以平衡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制约基层_组织的权力，防止强势群体侵犯农民权益，“必须让社会中的主要利益团体联合参与政府组织，以此来防止任何一个利益团体可能将自身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利益集团”。。从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角度来看，随着社会格局的深刻变动，农民的利益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此而产生的许多社会矛盾和经济纠纷，就需要农村有相应的解决机制。而单个农民的利益表达和诉求就显得“软弱无力”，在整个政治参与体制中处于劣势；而且，作为单纯原子化农民的政治参与，容易带来政治参与的失序和低效，需要农民组织起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建立与国家_的联系通道。从农民组织的公益性来看，它会更多地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关注社会的多元化需求，统筹社会各方，兼顾弱势群体，发扬民主，实现社会公平。广大农民应该组织起来，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结成各式各样的农民组织，集中农民意见，代表农民利益，和政府部门以及其他社会组织进行对话，有序地进行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以增强农民与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博弈能力。
其次，在基层农村经济发展上，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建设现代农业，实现农业向科学化、商品化、集约化转型；有利于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民经营的有序竞争，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也有利于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宏观组织。应该把原子化的农民个体结成代表农民权益的组织，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也可以以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农村合作社、农民互助协会等形式，参与到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农产品贸易和流通体系建设中去。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化、信息化和农业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及电话、电脑、网络等现代信息传输工具在农村的使用，农村市场服务型中介组织发展很快。这些中介组织在市场营销、信息服务、农产品加工、储藏和农资采购经营等方面提供了许多便捷服务，有利于农民r解市场信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规模，避免盲目生产}在弥补市场和政府的不足，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方面能起到重要作用最后，在基层社会和文化建设方面，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农村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目前，对于农民个体来说，一方面，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以及国家权力对农村社会控制的减弱，使得农民在生产、生活方面的需求不断增长，从而产生对各种社会组织的需求。在现实生活中，农民自发结成各种组织，如生产帮扶组织、特困户救助组织、儿童上学接送组织等。这些农村社会组织在社会互助、公共援助、社会福利、情感交流等方面进行合作。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基本上都是一家一户进行生产，大多数农村家庭很难备足各种农具，很难具有足够的资金、技术，或因家庭劳动力不足等原因，程度不同地需要各种农村组织的帮助。除了在物质利益方面需要实际帮助以外，农民在体育、卫生、文化和精神等方面还需要组织实体，以便于开展各种体育活动、卫生活动、文化活动等。这些活动既能满足农民的社会情感需求，也能满足他们的精神信仰需求。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农村组织的各种活动，不乏有迷信活动、非法宗教活动以及违法活动。所以，我们要对农民进行教育，以提高他们的素质，使广大农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消费观、婚育观，不断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水平，让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既然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那么，就应该给予农村社会组织和农民组织相应的法律地位，保障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在基层社会的活动，提高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民主化、制度化和法律化水平。
三、国内有关乡村治理理论和农村(民)组织对乡村治理结构的影响
国内理论界对于乡村治理理论的研究以及乡村治理的模式和路径选择，大多是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出发，立足于解决乡镇存在的问题而提出来的，而很少有专文从尊重农民的权利。
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的视角，提出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对于乡村治理结构改革的影响，而这恰恰是解决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核心所在。
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村问题，而农村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出路在于改造农村社会的社会组织结构以及农民的联结和组织方式。针对我国目前农村组织化水平低、农民居住分散以及农民群体具有散漫性的特点，乡村治理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各种农民组织，再造农村基层组织化的社会基础。理由是：
根据多中心治理理论，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各式各样的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使这些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成为乡村治理的中心，与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种社会组织进行合作治理，实现基层社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一方面，社会中分散的利益按照功能分化的原则组织起来，有序地参与到政策形成过程中去；另一方面，从这种制度化的参与机制中，国家权力获得了稳定的支持来源(合法性)和控制权”。在经济上，这些组织参与基层社会的经济管理，可以把乡镇_从繁重的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切断了乡镇政府作为“谋利性_人”的经济基础。在政治上，这些组织参与乡村社会的政治民主建设，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这样，乡镇_可以从传统的政治管理繁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而它所要“扮演的角色越来越不是服务的直接供给者而是调停者、中介人甚或裁判员”。这样就切断了上级政府可借以利用的压力型体制的通道。在社会文化建设上，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可以为村民提供各种服务和帮助，开展各种健康有益的群众文化活动和互助活动，实现农民的自我教育、相互合作和相互援助。这样，乡镇“政府与社会力量通过面对面的合作方式组成了网状管理系统”。乡镇政府与农民组织及其他社会主体就能以平等的身份，通过对话建立合作关系来实现乡村治理的目标。
从国家对农村社会政治整合的转型来看。由于实施城乡一体化和“工业支持农业、工业反哺农业”的农村战略，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整合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以农业税费改革特别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动为标志，国家对社会的整合开始由“汲取式整合”向“供给式整合”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国家应该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维护农民的权利和自由，保护农民权益，对农村社会应该采取新的整合方式，挖掘基层社会的内在潜力，为乡村社会的民主治理和自主治理提供内生动力。这种内生动力借助于国家、市场和社会等外在力量的推动，使农村社会的民主治理和自主治理具有坚实的社会组织基础。把农民组织起来，让农民组织在基层农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中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农民的各种权利，以便与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种社会组织共同参与乡村治理。
显然，上述的治理结构必然涉及到乡镇_改革的未来走向问题。从现有的对未来乡镇改革的各种观点来分析，其目的基本上都是为了解决乡镇存在的问题而提出来的。在实际生活中，乡镇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这一方面反映出乡村治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艰巨任务，不仅仅是因为我国农村地域广阔、农民数量庞大、农村生产水平低下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所形成的黏滞性给治理带来难度；还因为我国以为主要形式的农村改革到现在也只有不到30年的时间，而要在这短短的时间里理顺乡村社会的各种结构和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随着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各种新的政策、措施会不断出台，各种新的情况也会不断产生。所以乡村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调适过程。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我们所采取的立足于解决乡镇现实问题的乡村治理路径，都难免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弊病。因为随着一个问题的解决，难免又会出现新的问题，同时又产生解决新的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而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乡镇问题，就要寻找产生乡镇问题的根源：农民组织化水平低下所造成的弱社会。
乡村治理文章范文 第14篇
二是铸强支柱产业，提升传统产业。采取兼并重组、引资嫁接、靠大联强、精干主业等方式，支持骨干企业技改扩能，年内投资1300万元，实施天缘公司、金麦源公司技改工程，进一步提升产能。以村企业为主体，围绕我镇优势明显的食品、铸钢、化工等支柱产业，突出抓好精密铸钢、方便面、食用油、化工用剂等生产项目，培育和发展一批现代化骨干企业。壮大非公经济。放手发展中小微企业，落实优惠政策，创造良好环境，支持红薯粉丝、立亚食品等扩张规模，提高效益。
三是强化资本运营，全力招商引资。对今年全镇初步确定的凤东商用楼建设工程等13个重点项目。继续实行领导联系包抓项目责任制、跟踪服务制、进度汇报制和责任追究制，积极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推进项目建设全面完成。抓好全镇31个村确定的重点实事项目。准确把握凤鸣优势，围绕产业结构调整、城乡建设、周文化开发等重点，依托优质生产要素开展招商引资，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吸引投资商开发建设。年内完成合同引资亿元，落实到位资金亿元。
四是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突出主导产业，推广一村一品，建设特色农业集聚区，努力打造6万亩优质粮、2000亩制种油菜、7500亩线辣椒、3000亩苹果、核桃、8200亩设施农业、300亩苗木花卉、4000亩精细菜、31个养殖场区、8大产业基地。着力发展优质粮油、干杂果、设施菜、特色经济等农产品，全力发展肉奶蛋等畜牧产品，进一步夯实农民增收基础。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实施“四化”、“四改”、“四通”和阵地建设、危房改造、扶贫开发、科技培训等七大工程，努力用城镇化模式推进乡村建设。年内完成四升五、三升四等村升星升阶创建任务。
五是推进农民进城，加快城乡统筹步伐。深入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试点集体建设用地改革，加快建立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关系转接制度，重点抓好太子、北寨子村统筹城乡试点工作，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引导农民进城落户，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六是完善基础设施，大气魄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积极实施“东扩、南移、北拓”战略，拉大城市框架，把我镇建成拥有10万人口的岐山区域性中心城市。实施渭北环线、北二环、栖凤路等道路工程，优化城市交通架构。加快建设允园、文景园、瑞麟华府等住宅小区，改善群众居住条件。配合抓好一级汽车站、污水处理厂、西门沟综合治理、岐蔡复线建设等市政工程，增强城区承载能力。积极推进东关、南关及周原广场旧城改造，改善城市面貌。配合完成南北大街、医苑路、凤鸣东路绿化亮化工程，做美扮靓县城。集中整治城乡结合部、北街小巷环境卫生，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迎接国家卫生县城复检和省级文明县城初检。
七是抓好民生改善。突出抓好10大工程：1、实施农村安居工程，完成180户困难群众危房改造任务。2、实施灾后重建工程，完善69户受灾重建村民的居住问题。3、实施市场建设工程，投资110万元建成太子蔬菜批发市场。4、实施农资综合建设项目，完成孝陵村等项目区渠道改造任务。5、实施退耕还林综合项目，完成董家台、北吴邵村1000亩土地综合治理任务。6、实施绿化工程，完成30公里道路绿化及2个村高标准绿化任务。7、实施保障房建设工程，做好允园、文景园两处保障房建设的环境保障工作，配合完成经济实用房10000平方米。8、做好村级卫生室的标准化建设提升工作，加快统筹，实现村级卫生室门诊报销。9、实施果业建园工程，完成3400亩果树连片栽植任务。10、实施西门沟综合治理工程，进一步改善县城西关环境。
乡村治理文章范文 第15篇
【关键词】乡村治理 困境 对策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国家的治理体系和能力已经难以适应不断变化了的现实和实践，面临着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科技发展、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社会结构分化和整合等给治理带来的挑战。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的难题和挑战就更明显，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显得更为紧迫。
变迁中的乡村治理困境
相比城市治理，乡村治理的难题不仅在于区域大、差异明显，而且在于体系更不健全、能力更为薄弱，长期以来得不到重视，更重要的是乡村社会基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过去三十多年，是中国乡村社会变化最激烈的时期。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改革前的中国乡村，从比较中才能看出这种激烈的变化。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国家发动合作社运动乃至后面的运动，对乡村社会进行了彻底的结构性改造和重构：土地实现集体所有制，传统的士绅阶层和地主阶层基本上被消灭了；广大农民被编入了以生产队为单位的政经合一体制，传统的家庭、家族等以血缘为组织原则的结构大为弱化；政治动员、行政管理取代乡规民约，成为社会秩序的维护和运行机制；户籍制度将城乡分割为两个不能自由交流、交换和流动的封闭性社会。在这种结构性环境中，个人的自主性、自由度、选择性非常之少，相比传统时代，这个时期的乡村社会处于强整合状态，社会结构更为单一，政治身份替代经济地位、传统声望和文化资本成为社会等级的唯一因素，自主、自治的社会空间几乎不存在。这对于乡村社会秩序而言不仅不构成任何挑战，反而是坚强的基石。如果说当时乡村治理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没有活力以及政治运动的破坏性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的乡村情况就大为不同，既没有回到革命之前的传统时代，又缺少时代的强制性超稳定，乡村社会结构和基础处于急剧变迁之中。中国的经济改革起步于农村，即农村实现。这一改革诱发农村社会的全面变迁。首先，实现后，生产单位从生产队回归到家庭，家庭不仅是消费、生育养育、教化的生活单位，而且也是生产单位，生产功能得到重新肯定和发展，家庭有权安排自己的劳动力，由此引发家庭的多种经营模式。与此相关的是，村落内部的经济联系在削弱。虽然中央一直提倡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是实际上，农村“统”的体制机制非常微弱，在很多村庄几乎不存在了，农村水利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由于政府没有钱、集体经济瓦解、村庄联系纽带削弱等而得不到维护和建设。相应地，农村体制演变为乡政村治体制，特别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乡村实现了村民自治，政府与村庄的联系远不如以前密切，税费和计划生育成为政府干预乡村社会的最主要手段，但是也是最容易造成与村民冲突和紧张的节点。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民负担过重和严厉的计划生育工作，引发农村干群关系极度紧张，一度曾在不少地方出现干群冲突事件。这个时期（80年代初到90年代后期）乡村的治理困境至少有三：一是村庄公共事务缺乏供给主体；二是干群关系紧张；三是新的治理制度建构缓慢。
当然，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改革确立以后，对乡村治理构成最大挑战的还是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乡村社会结构变迁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上：一是人口结构维度。自从实现改革后，农民不仅获得了自主的农业生产经营权，而且获得了劳动就业选择权，由此，原来被束缚在农村土地上的剩余劳动力得以大量释放，在随后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对外开放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纷纷外出务工经商，形成了“民工潮”。如果说80年代只是剩余劳动力外出，那么进入90年代，外出的不仅仅是剩余劳动力，连农村和农业所需要的劳动力都在外出，因为农业劳动无法增加农民的收益，甚至成为负担，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现在。由此，中国农村青壮年人口纷纷离开，出现农村人口迅速老龄化以及大量留守儿童问题，农村人口结构呈现“386199”（妇女、儿童、老人）三留守现象，大批村庄“空心化”、“老龄化”、“空壳化”，我们曾用“农村很散、农民很老、农业很弱”来描述新三农，这就是新的乡村治理困境。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农村治理首先遇到的一个困境就是缺乏治理人才；不仅如此，一些农村地区，连基本的治安都难以维护；更大的挑战就是农村养老问题，农村养老不但缺钱，更缺人力。人口结构变迁背景下乡村还存在许多其他治理问题，比如村庄公共事务难以正常开展，民主自治无法正常运行，乡村现代化更是困难重重，新技术、新观念难以推行，更谈不上社会创新。
第二个维度就是乡村社会分化。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为社会分化提供了契机，乡村社会分化与城市社会分化都非常快、非常明显。一方面社会分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相比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社会分化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为不同能力的人提供了各显神通的机会，从而使不同的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获得不同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转型过程中存在着制度不合理、权力寻租和市场行为不当不法（如假冒伪劣）等因素的影响，使得社会分化存在着严重的不公问题。与此同时，社会分化又反过来进一步影响和左右下一步的分化。具体到乡村，不论是收入分化还是阶层分化等，都是相当明显的。农村收入差距扩大成为事实。与收入差距相关的就是乡村社会阶层的分化。在计划经济时代，乡村社会虽然也有所谓的“_”，但是这更多的是政治符号，当时主要只有两个阶层：干部与社员。而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分化成至少有8个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乡镇干部阶层、乡镇企业家阶层、农村个体工商户阶层、农村雇工阶层、农村知识分子阶层、乡镇企业工人阶层、农村私营企业家阶层。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有不同的社会影响力，更有不同的利益取向、需求和行为。在这样的阶层格局下，乡村治理显然比以前更复杂、更具挑战性。最大的挑战就是在乡村治理中如何合理地体现不同阶层的利益和需求，既要防止上层阶层对中下层阶层的剥夺，又要避免中下层对上层的对抗，阶层之间的社会团结成为乡村治理的头等课题。乡村社会阶层分化，改变了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和目标，如果能实现阶层的社会团结，那么乡村的治理和发展将不再是难事。
第三个维度就是村庄类型多样化。由于历史传统、地理位置、人口结构、社会经济因素以及其他因素的不同，不同村庄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表现很不同，呈现出多样性态势，不再像之前那样绝大多数农村都是一种产业形态、相同的管理模式和社会构成等。中国有60多万个行政村、几百万个自然村，每个村庄都有其个性。有的人将当前的村庄划分为“城中村”、“空心村”、“新型社区”、“超级村庄”等。由于划分标准不同，可以有不同类型的村庄分类，比如根据人口进入和外出情况，也可以分为三类村庄：外来人口多的村庄、外出人口多的村庄、没有外出和进来的村庄；还可以按地形划分：平原村、丘陵村、山村、高寒村、高原村等等。虽然有些类型是自然形成的，如按地形形成的不同类型村庄，但是这种自然因素也会影响村庄的社会经济，从而影响村庄治理。比如中国目前最穷的连片特困农村大多位于高寒偏远、沙漠戈壁等地理条件和环境非常恶劣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村庄由于贫困或者不发达，它们面临的治理问题显然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村庄。村庄的多样化和个性化，表明村庄治理应该是多样性的、个性化的。在这种情况下，固守于一种治理模式，采取“一刀切”的治理方式，已经不足以解决问题、满足村民的需求和实现村庄的团结、发展。
迈向多元自主的乡村治理
在过去三十多年，乡村社会在变化，而乡村治理也没有停滞，问题在于乡村治理的调整变化跟不上乡村社会的整体变化，因此乡村治理的困境和挑战由此而生。乡村治理的调整和变化基本上按照这样的轨迹进行：从国家与乡村的关系上，乡村治理更多的向着自治方向演变，但是出现自治与行政化摇摆不停的问题。一方面由于乡村经济基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传统的集体化治理机制已经不再有效，由此国家将村民自治机制和制度引进乡村。但是另一方面乡村依然承担着农业生产、支持城市、工业发展的重任，于是国家对乡村既有巨大的政治需求，但是又无力承担乡村公共服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既希望于让渡权力让村庄自治，由村庄自身解决一些公共服务和公共事业发展问题，与此同时，又不能不向乡村汲取更多的资源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服务，因此又得强化对乡村的行政控制、管理和动员。村民自治制度就是为了满足这样两种有着明显张力的需求而设计的。在自治层面，由于不同村庄的人口结构、经济条件、历史传统不同，有不同的表现，尽管有少数村庄在自治过程中不仅能完成政府的任务、有效解决问题，而且还能增进村民的福祉和村民团结，但是大多数乡村自治并不尽人意。
虽然不同村庄特别是不同类型的村庄面临的治理问题有所不同，但是，它们也有一些相似之处。具体而言，当前乡村治理存在着这样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第一，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城乡存在着明显的公共服务差异。虽然这几年国家不断加大公共服务投入，但是，公共服务质量远不能满足农村居民的需求。第二，既有的公共服务存在传递不足问题，不能很好地抵达村民那里，这里的约束因素是公共服务人才缺乏以及公共服务机制不健全。许多农村公共服务存在有事没人干，或者有人干不了，比如农村由于缺乏高质量的村医，因此农村医疗健康服务包括公共卫生健康服务无法得到很好的传递。在村庄，由于没有公共服务的专门机构，因此村委会就担当着政府公共服务的一些职责，但是村委会不但人手不够，而且由于不具备政府功能，因此难以胜任公共服务的传递，反而损害了其担当村庄民主自治功能。第三，村庄公共事务有事没人做、有事没人愿意做、有事没钱做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这里的原因很多：一是大量人口外出，村里只剩下老人；二是村庄合并，行政村下面有很多自然村，村民对自然村的公共事务可能感兴趣，但是对行政村公共事务冷漠；三是村庄原子化、个体化日趋严重，认为公共事务是政府的事或是村干部的事，与自己无关。第四，村庄的社会团结出现问题。一方面也是由于原子化和个体化问题，人们更加追逐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在公共事务中存在一些不公平、不合理、不透明问题，影响到村庄的社会公正，从而导致许多不满、纠纷乃至冲突等，直接影响到村庄团结。第五，传统的村规民约和团结文化在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和科层化中遭受损害和破坏，村民变得更加自我和个体化。同时不同村庄也有自己一些特殊的治理问题，比如超级村庄存在外来人与本村人的分割以及村干部的贪污问题；城中村存在着治安、外来人口管理、环境卫生问题等；欠发达村庄存在贫困、空心化等问题。
总括起来说，当前乡村治理存在机制不健全不合理、能力不足、供需错位、村民参与不足和团结不高、共同体衰落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首要的还是要求政府发挥更大、更合理的作用。具体地说，政府应在公共资源投入与机制改革两个方面发力：首先政府应该加大公共服务资源的支持力度，目前的力度还不足以解决公共服务短缺问题。公共服务应该由政府全面承担和提供，特别是在欠发达农村，_和省级政府应该承担更大的公共服务投入责任。在公共服务方面，不仅要注重生活性公共服务投入，还要增加对生产性公共服务投入，包括道路交通、饮水、污水和垃圾处理、教育、医疗卫生、信息设施、技术服务等。其次，政府在资源投入和运作机制上进行创新改革，资源投入和运作应以培养治理能力、激发村民参与和合作、满足需求为目标，不能仅仅为了投入而投入。在机制上，国家应该还村委会以自治本来面目，让其真正从事村庄公共事务的治理，而在村庄层面建立公共服务运行机制时，一方面要强化公共服务的专业化，另一方面将公共服务更好地与村民需求对接。这里的前提在于公共服务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现有的公共资源配置或者不能有效地解决公共服务人才待遇问题，或者不注重这个问题解决，更不注重加大农村公共服务人才的培养。目前农村公共服务吸引不了人才，即使引进的人才也想办法逃离，严重地影响到农村公共服务的质量。国家在一些贫困地方实施特岗教师政策，吸引了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到贫困地区特别是农村学校任教，不仅解决了农村学校师资短缺问题，而且大大地提高教师质量，明显地改善了当地的教育条件。这个实践经验可以应用于乡村其他公共服务人才引进和培养上。与此同时，国家还需要拿出一些公共资源，改变配置方式，诱发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治理上，比如实施以奖代补的财政配置机制，加大向村庄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力度。不管怎样，国家资源配置机制改革应该以激发村民参与、合作为先决条件。只要每个村庄有更好的自治机制、自主参与机制和合作机制，那么就可以有效地解决村庄治理中出现的难题。
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还有赖于外部力量的援助和帮助。这里的关键还是国家要鼓励外部的社会组织进入乡村，帮助培育村民的合作和组织能力，更要激发他们参与村庄治理的动力。在这方面国家有两套工具可以使用：一是政策工具，比如可以采用税收优惠政策或者便利的注册政策支持参与农村治理的社会组织发展，另一个是财政工具，政府可以购买一部分社会组织的服务，让社会组织参与到乡村公共服务建设之中，由此借助于社会组织，增强村民的治理能力。早在20世纪30年代，有一批知识分子就凭借着他们的知识技能，发动乡村建设运动，试图解决当时阻碍中国发展和民族救亡的“愚、弱、穷、散”痼疾。虽然这个运动由于历史原因并没有成功，但是它依然激励着当今一少部分知识分子尝试着在乡村开展建设，其中乡村治理是他们所重点关注的。如果国家对这些行动给予政策和财政的支持，将会激发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到乡村的发展之中，会大大地提升乡村的治理能力和水平。
乡村治理文章范文 第16篇
（一）总体思路
围绕探索现代农业发展路径、建设现代农村样板、培育现代农民队伍的思路，通过推进人口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的实施路径，利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建成全省最具规模的精品苗木基地、最具示范性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基地、最具影响力的农产品交易中心和最具吸引力的乡村旅游目的地，使__成为全省最具发展活力、最具文化张力、最具和谐魅力的生态经济县和休闲度假区。
（二）主要指标
按照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6大方面、24项指标体系，立足全省前茅、力争全国上游，到2020年，建设水平综合得分达到85分左右，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其中，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万元，年均增加10%以上，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90%以上，科技贡献率达到65%左右，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比重达到70%以上，农户参加合作社比重达到75%以上，农产品质量抽检合格率达到100%。同时，城镇化水平力争达到60％。
坚持一手抓改革、一手抓建设，释放三大活力、做好四项工作、实施五大项目。
（一）深化改革，释放三大活力
1、释放土地活力。在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的基础上，依托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完善各项功能，拓展交易品种，建成网络信息交易平台，实现乡镇产权交易所全覆盖，构建立足全市、面向全省，集信息、产权交易、资产评估和抵押融资等功能于一体的为农服务综合平台，提高农村要素资源利用效率。
2、释放经营活力。加大对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和涉农协会的扶持力度；加强涉农协会体系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主体行为，实现经营主体互助发展、抱团发展、集群发展；开展示范创建，每年创建10个示范合作社和联合社、10个示范家庭农场，培育3个省级龙头企业。到2020年，力争新增2个国家级龙头企业，农产品销售总额突破100亿元。
3、释放服务活力。加快健全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在金融创新上，完成信用体系建设，以金谷农投为依托，加强与邮储行、农发行等金融机构对接，探索建立“金融机构+担保公司+经营主体”融资模式，五年内实现新增涉农贷款翻番；营销模式上，以发展互联网农业为重点，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和阿里巴巴“千县万村”试点，每年培育2个年销售额300万元以上电商示范企业，五年内电商销售额突破20亿元；科技支撑上，加快建设__农业“硅谷”，深入探索政校企合作、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模式，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完善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民职业化培训机制，建立1000人的技术经纪人队伍、2000人的技术推广队伍；风险防范上，加强与国有控股保险公司合作，建立“政府补贴、经营主体自缴、保险公司共担”机制，不断扩大保险覆盖面。
（二）统筹推进，做好四项工作
1、加快现代农业提质增效步伐。扩大规模，持续实施“四个一”工程，重点打造设施蔬菜、苗木花卉、红枣和有机小杂粮的4个10万亩农业产业基地；提高品质，以开展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创建工作为重点，健全农产品质量综合检验检测中心功能，开展“三品一标”认证，建成10个千亩精品设施蔬菜园区、10个现代化规模养殖示范场、1个万亩高标准水果种植基地和1个万亩高效红枣示范园区；支持品牌创建，重点培育中国驰名商标和地理标志产品，加快优良产品向优势品牌转变，建成全省最具示范性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2、加快推进农业一二三产相融。围绕做优一产、做强二产、做活三产，持续推进农业产业链条延伸，大力发展“第六产业”。以乡村旅游为重点，打造“谷色古香、养生__”品牌，发展生态农业、都市农业、养生农业，娱乐农业，实现旅游人次和综合收入双翻番，建成全省最具吸引力的乡村旅游目的地。
3、加快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保障水平为重点，实施完善提质、农民安居、环境整治和宜居示范四项工程。实现500人以上行政村（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全覆盖，90%的村生活垃圾得到处理，无害化处理率达到50%以上，创建高标准宜居示范村50个，成为全省最具代表性的美丽乡村。
4、加快推进农村治理法治化。扎实开展市级农村治理法治化试点工作，厘清乡村权力、责任清单和村民权力义务清单，加强县、乡、村三级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做好法治宣传、法律服务两篇文章，实现法律宣传、法律顾问和人民调解全覆盖；完善农业农村相关
规章制度和村规民约，依法规范各类主体行为，将“三农”工作纳入法治轨道。（三）引领带动，实施五大项目
1、____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园区。依托金谷农投和__农大，5年内完成投资10亿元，占地1万亩，建成以综合服务中心、大学生创业园、农业科技创新园和现代农业示范园为主的“一区三园”；完善脱毒快繁育苗工程中心运营机制、建成生物技术工程中心，打造全省资本农业、科技农业展示区，占领全省优势农业制高点。产值实现20亿元、带动就业2000人、辐射周边县市农户1万户。
2、__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以__省投资集团为主体，投资30亿元，占地1200亩，建设期货市场、产业孵化中心、精深加工基地和网络交易平台等项目。通过5年时间，建成中部六省最大的集农产品展示展销、物流配送、检验检测和精深加工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经济体，建成全省最具影响力的农产品交易中心。实现农产品年吞吐能力50亿公斤、利润亿元。
3、精品苗木基地。以森禾种业为主体，投资1亿元，按照“园林园艺化、户外家居化、苗圃公园化、农业娱乐化”的理念，建设千亩精品苗木基地，带动__乡、__乡两大苗木基地提档升级，加快产业链条向前、后端延伸，提高产业附加值，整体提升苗木花卉产业发展级次，引领未来苗木花卉发展方向，建成全省最具规模的精品苗木基地。
4、南山生态修复综合提升项目。投资2亿元，持续开展边山一线的生态修复，带动乡村旅游景点、养生养老基地建设，5年内，完成投资20亿元，建成30个乡村旅游景点、10个生态庄园和以__文化养生健康城为重点的5个养生养老基地，使__成为全省最具发展活力、最具文化张力、最具和谐魅力的生态经济县和休闲度假区。
5、__金谷现代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发挥产业基金公司作用，丰富基金品种，与龙头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发挥担保公司作用，有效解决农业贷款担保难的问题，探索建立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投资模式，成为辐射__乃至__的综合性资本平台。
尽管__的农业发展取得了一定阶段性成效，但要全面完成试点任务和“十三五”三农工作的各项目标任务，在土地、科技、风险防范等方面仍有诸多制约因素。
（一）在土地上，建议加快建立省级土地流转交易网络平台，出台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具体实施办法，确保农民“失地不失利”；出台针对农业各类经营主体扩大生产规模和配套基础设施所需建设用地指标供给办法，有效破解各类经营主体做大做强的土地瓶颈问题。
（二）在科技上，建议构建省、市、县三级资金统筹机制，支持__县在互联网农业上开展示范，建设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互联网+物流网平台，建立农产品大数据库，构建全链条式的科技服务体系，预测市场趋势、降低农业经营风险。
（三）在农业保险上，建议建立省、市、县三级统筹的保险风险基金和补贴政策，以我县为试点，扩大涉保品种覆盖面，提高赔付额度标准，推进种子种苗保险、政策保险，探索价格保险。
（四）在人居环境改善上，建议推进分布式能源建设，构建农村垃圾收运处理体系，避免二次污染，提高农产品安全水平；推广燃气式分布式能源，解决电价偏高和供热措施不足的问题，提升农民生活水平。
现代农业测评主要指标注释
1、现代农业示范区综合得分：等于或高于75分为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阶段。
2、高标准农田面积：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60%，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值为75%。
3、农业机械装备水平：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75%，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90%。
4、科技贡献率：2014年全国为55%，农业部韩长赋部长讲话中谈到，到2020年全国为60%。
5、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水平：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40%，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70%。
6、畜禽规模化养殖水平：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60%，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80%。
7、农业标准化水平：即三品认证农产品产量比重，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40%，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50%。
8、农业产业化水平：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值，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
9、农业组织化水平：农户参加合作社比重，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55%，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75%。
10、社会化服务水平：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占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比重，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4%，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6%。
11、财政支持水平：农林水事务支出占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比重，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15%，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20%。
12、金融投入水平：农业保险深度（农业保费收入与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比值），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1%，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
13、粮食生产水平：粮食总产量年均增长幅度，基础目标值为2%，发展目标值为3%。
14、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合格率，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值为100%。
15、农民收入水平：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23000元，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40000元。
16、水资源利用水平：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